“正常。”陳銳喝了口水，“新事物總要經歷這個過程。”

下午五點，匯報全部結束。主席臺上的幾位領導低聲交換意見。最后，中間那位首長站起身。

全場肅靜。

“聽了大家的匯報，我很受觸動。”首長的目光掃過會場，“各根據地都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斗爭，各有各的辦法，各有各的創造。這很好。”

他頓了頓：“特別是晉察冀的‘星火計劃’，讓我想到一件事——當年我們在井岡山，也是靠土槍土炮、大刀長矛起家的。那時候誰會想到，十幾年后我們能建立起正規的紅軍？”

“技術重要嗎？重要。但比技術更重要的，是讓技術為人民戰爭服務的思想。晉察冀的同志在實踐中學到了一點：真正的力量不在幾座工廠、幾臺機器，而在人民群眾之中。把技術教給群眾，讓群眾掌握改造世界的工具，這本身就是一場革命。”

會場上響起低低的議論聲。

“當然，”首長話鋒一轉，“各根據地情況不同，不能一刀切。平原有平原的條件，山區有山區的特點。中央的意見是：因地制宜，百花齊放。只要有利于堅持抗戰、有利于積蓄力量、有利于將來反攻的做法，都可以探索，可以嘗試。”

“但是——”這個“但是”讓所有人豎起耳朵，“探索不是蠻干。要總結經驗，要吸取教訓，要不斷改進。晉察冀的同志也要思考：如何在分散生產的同時，保證關鍵技術不流失？如何在‘土法’基礎上，逐步提高水平？如何在保存力量的同時，為將來的正規化做準備？”

陳銳認真記錄著每一句話。

“最后說一點。”首長的語氣變得深沉，“現在是抗戰最艱苦的相持階段。鬼子想把我們困死、餓死、拖死。但我們不能死，不但要活下來，還要活得更好，活到勝利的那一天。這就需要各根據地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晉察冀的‘星火’經驗，對處于類似困境的根據地，有參考價值。其他根據地的做法，也值得學習。”

“總之，一句話：堅持就是勝利。”

會議在傍晚六點結束。代表們陸續離場，許多人還在熱烈討論。陳銳和沈墨文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時，一個工作人員匆匆走過來：

“陳銳同志，首長請你留一下。”

沈墨文看向陳銳，眼神里有詢問。陳銳輕輕搖頭：“你先回去，把今天的討論整理一下。”

跟著工作人員穿過禮堂側門，來到后面一間小會議室。這里陳設更簡單，一張長桌，幾把椅子，墻上掛著華北地區的地圖。

剛才講話的那位首長已經在座，旁邊還有兩位領導。見陳銳進來，首長指了指對面的椅子：“坐。”

工作人員倒上熱水，退出去關上門。

“陳銳同志，你的匯報很實在。”首長開門見山，“但會上有些問題，可能不方便深入討論。現在只有我們幾個，可以放開談。”

陳銳坐直身體：“首長請問。”

“第一個問題：你估計，‘星火’網絡的極限在哪里？能支撐多大程度的作戰需求？”

陳銳思考片刻：“目前狀態下，只能支撐游擊戰和小規模伏擊戰。如果要打攻堅戰、運動戰，必須要有更集中的生產基地。”

“第二個問題：如果將來條件改善，有了相對穩定的后方，你這套分散模式要怎么轉型？”

“我們會建立‘技術種子庫’。”陳銳解釋，“把最核心的技術、最精華的人才、最關鍵的數據，集中保存在絕對安全的地方。平時繼續分散生產，一旦形勢需要，可以以‘種子庫’為基礎快速擴大規模。”

首長點點頭，在筆記本上記了幾筆。

旁邊一位領導問：“你剛才提到，利用日偽內部矛盾和社會縫隙。具體怎么做？有什么風險？”

陳銳詳細講了韓窯主那條線的得失，講了如何辨別可爭取對象，如何控制風險。講到王鐵匠小組被迫轉移時，他語氣沉重：“我們付出了代價，但也學到了——灰色渠道只能用，不能依賴。真正的根基，還是在群眾中。”

問答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問題越來越深入，從具體技術細節，到組織管理，到長遠規劃。陳銳能感覺到，這幾位領導對“星火”模式的興趣，遠不止于聽取匯報那么簡單。

最后，首長放下筆，看著陳銳：“陳銳同志，你知道中央為什么這么重視你們的經驗嗎？”

陳銳搖頭。

“因為你們探索的，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模式。”首長站起身，走到地圖前，“抗戰是持久戰，相持階段可能還要持續很長時間。在這段時間里，各根據地都要面對一個根本問題：如何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不僅生存下來，還要發展壯大。”

他轉過身：“你們用實踐證明了一點——在最極端的條件下，只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這種經驗，比打幾個勝仗更重要。”

陳銳心中一震。

“但是，”首長走回座位，“光有經驗還不夠。你們現在做的，是在‘求存’。下一步，要思考怎么‘圖強’。技術要為將來的反攻做準備，要為建設新中國積累力量。這個任務，比現在更艱巨。”

離開會議室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延安的夜空繁星點點，延河水聲潺潺。

沈墨文在招待所門口等著，見陳銳回來，急忙迎上去：“怎么樣？”

“中央很重視。”陳銳簡單說，“但要求也更高了。”

回到窯洞，陳銳躺在床上，卻毫無睡意。今天會上的一幕幕在腦中回放：質疑的眼神，激烈的辯論，首長的話語……

他能感覺到，自己帶來的這套做法，已經觸動了某些深層次的東西。這不只是關于怎么造武器，而是關于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一種社會組織形式的可能性。

“陳總，”沈墨文在對面炕上小聲說，“我今天一直在想，如果我們早幾年搞‘星火’，是不是能少犧牲很多人？”

“也許。”陳銳看著窯頂，“但歷史沒有如果。我們能做的，就是讓現在的犧牲有價值。”

窗外傳來腳步聲，是其他代表陸續回窯洞休息。能聽到低低的談話聲，偶爾有爭論——今天的會議顯然引發了太多思考。

陳銳忽然想起晉察冀的同志們。趙守誠現在在做什么？齊家銘的“土鏜床”改進得怎么樣了？李水根的“生產聯盟”能頂住日軍的壓力嗎？

他想念那片被戰火炙烤的土地，想念那些在艱難中依然堅持的人們。

而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晉察冀，趙守誠正面對一張新繪制的敵情態勢圖。圖上，代表日軍的紅色箭頭正在重新集結，方向不明，但規模遠超以往。

他拿起筆，在圖上標注了一個問號，然后寫下兩個字：鐵篦。

夜風吹過太行山的千溝萬壑，帶著春寒，也帶著山雨欲來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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