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原本是座舊教堂，青磚灰瓦，能容納兩三百人。如今長條木凳擺得整整齊齊，墻上掛著手寫的“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標語。早晨的陽光透過彩玻璃窗灑進來，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駁光影。

陳銳和沈墨文坐在靠后的位置。前面幾排已經坐滿了人，粗略看過去得有上百號——各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軍事指揮員、政權干部、搞經濟和文化工作的骨干。許多人都是老煙槍，會場里旱煙味嗆得人眼睛發酸。

“你看那個，”沈墨文壓低聲音，指了指前排一個正與旁人說話的中年人，“晉綏的軍事部長，百團大戰時指揮過一個縱隊，打得很猛。”

陳銳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是個方臉闊口的漢子，左側臉頰有道長長的傷疤，說話時手勢很大，一看就是戰場上下來的悍將。

八點整，幾位中央領導走進會場。沒有掌聲——這是早就定下的規矩，開會不搞形式主義。領導們在主席臺就座，最中間那位戴眼鏡的首長清了清嗓子：

“同志們，開會。”

全場瞬間安靜，只有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

“今天這個會，叫戰略研討會。”首長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清晰有力，“我們不談虛的，不報喜不報憂。各根據地的情況，好的、壞的、成功的、失敗的，都要擺到桌面上。目的是什么？交流經驗，吸取教訓，找到在目前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斗爭、積蓄力量的辦法。”

“現在開始匯報。按地區順序，晉綏的先來。”

那位臉上有疤的漢子站起身，大步走到講臺前。他沒有講稿，開口就是一口濃重的山西口音：

“我叫周大勇，管軍事的。晉綏這邊，去年到現在，鬼子搞了七次大規模‘掃蕩’，小規模襲擾不計其數。我們的辦法就一個字：熬。”

他掰著手指頭數：“一、主力部隊化整為零，以連排為單位活動，避免決戰；二、民兵地雷戰，光去年就炸死炸傷鬼子偽軍八百多人；三、堅壁清野，糧食藏到山里，鬼子來了也沒吃的；四、……”

匯報很實在，成績說得少，困難說得多：武器danyao缺乏，特別是子彈，平均每個戰士不到十發；藥品奇缺，傷員死亡率高；春耕受影響，群眾吃飯成問題。

接下來是晉冀魯豫、山東、蘇北……一個個代表上臺，內容大同小異，都是在極端困難下苦苦支撐。但陳銳敏銳地注意到，每個人強調的重點不同——有的重視群眾工作，有的側重軍事斗爭，有的狠抓經濟建設。

沈墨文在一旁快速記錄，偶爾湊到陳銳耳邊：“蘇北那邊利用水網搞運輸，有點意思。”“山東的民兵組織更嚴密。”

輪到晉察冀時，已經是下午三點。

陳銳站起身，走到講臺前。他能感覺到全場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有好奇，有審視，也有懷疑。

“首長，同志們。”陳銳深吸一口氣，“我是晉察冀軍區軍工部的陳銳。我匯報的題目是：《在極端封鎖下，技術力量的生存與發展探索——‘星火計劃’的實踐與思考》。”

這個題目一出，會場里響起一陣低語。許多代表交換著眼神——技術？現在飯都吃不飽，還談技術？

陳銳不理會這些反應，開始系統闡述。

他從湘江邊蘇醒說起，說如何用現代知識改造“邊區造”；說在日軍嚴密封鎖下，如何被迫把軍工生產“化整為零”；說“星火計劃”的具體做法：把技術人員分散到群眾中，教老百姓用土辦法制造簡單的武器部件；說建立“生產聯盟”，讓每個村莊都成為一個微型兵工廠……

“我們的核心思路是：當集中生產無法生存時，就把技術變成種子，撒到群眾土壤里。”陳銳的語氣很平靜，像是在說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一顆手榴彈，彈體在張村鑄造，引信在李村制作，炸藥在王村配制，最后在趙村組裝。鬼子摧毀任何一個點，其他點還能繼續運轉。”

他講到了代價：被摧毀的隱蔽點，犧牲的技術人員，失敗的嘗試。特別提到王鐵匠小組轉移、韓窯主那條線斷掉時，會場里靜得能聽到針掉在地上的聲音。

“但我們收獲了什么？”陳銳提高聲音，“首先，在最殘酷的‘掃蕩’中，我們的danyao供應沒有完全中斷。去年一年，通過‘星火’網絡，我們生產了手榴彈兩萬三千余枚，地雷四千多個，修復qiangzhi八百余支，自制迫擊炮十七門。”

這個數字讓許多人動容。

“其次，我們培養了一批土生土長的技術骨干。他們可能不識字，但知道怎么調配黑火藥，怎么澆鑄彈殼，怎么用土鏜床加工炮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技術不再神秘。老百姓發現，造武器和打鋤頭、補鍋碗沒什么本質區別。這種認識，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陳銳講完，會場沉默了幾秒鐘。

然后，質疑開始了。

第一個站起來的是個戴眼鏡的干部，來自平原根據地：“陳銳同志，我承認你們的做法有創造性。但效率呢？分散生產，質量如何保證？運輸成本多高？這些你算過賬嗎？”

陳銳點頭：“算過。分散生產的效率確實只有集中生產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但同志們，在鬼子‘三光’政策下，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生存。一個效率低但能存活的生產體系，比一個效率高但隨時可能被摧毀的體系，更有價值。”

“那質量呢？”另一個代表追問，“老百姓造的東西，能打仗嗎？”

這次沈墨文站了起來。他走到講臺邊，打開隨身帶來的布包——這是老韓想盡辦法幫他帶到延安的。

布包里是幾件實物：一顆“星火”網絡生產的手榴彈，一塊代用發射藥，一小截用“土鏜床”加工的炮管斷面。

沈墨文把手榴彈舉起來：“這顆手榴彈，是河北曲陽縣一個叫趙家洼的村子生產的。全村二十三戶，有十九戶參與了不同工序的生產。它的威力比不上正規兵工廠的產品，但——”他頓了頓，“它能炸，能殺傷敵人。去年十月，這個村的民兵就用這種手榴彈，打退了鬼子一個小隊的進攻。”

他又拿起那塊黑褐色的代用發射藥：“這是用棉花桿灰、硝土和硫磺配制的。威力只有正規發射藥的七成，但同志們，在沒有外來補給的情況下，這七成就是生與死的區別。”

最后，他舉起那截炮管斷面。斷面粗糙，但內膛線清晰可見。

“這是用改造的土鏜床加工的。”沈墨文的聲音有些激動，“加工一門迫擊炮管，需要六個人輪流搖動鏜床，工作四天四夜。累嗎？累。苦嗎？苦。但就是這種‘土炮’，去年在反‘掃蕩’中，炸掉了鬼子三個碉堡。”

實物擺在面前，質疑聲小了些，但沒有消失。

一個面容嚴肅的中年干部站起來——他是負責軍工安全的領導：“陳銳同志，你考慮過保密問題嗎？把技術擴散到群眾中，萬一有人叛變，整套體系不就全暴露了？”

這個問題很尖銳。陳銳沉默片刻，才緩緩回答：“考慮過，而且我們付出了代價。但我們發現，真正的保密不是把技術鎖起來，而是讓它和群眾的利益融為一體。當一個村莊的老百姓都參與進來，當每個人都明白——技術泄露意味著鬼子會來燒村子、sharen，保密就成了自覺行動。”

他講了一個真實例子：有個隱蔽點被漢奸發現，鬼子來抓人。結果全村人掩護技術人員轉移，那個漢奸被自己的親叔叔告發，最后被民兵處決。

“群眾不是傻子。他們知道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

辯論越來越激烈。支持者認為這是“人民-->>戰爭思想在技術領域的具體化”；反對者擔心這會影響將來的正規化建設，還有人質疑“土法”會形成路徑依賴，阻礙技術進步。

陳銳一一回應，沈墨文不時補充技術細節。兩人配合默契，但能看出，壓力越來越大。

會議休息時，幾個代表圍過來繼續追問。周大勇——那個晉綏的軍事部長——拍著陳銳的肩膀：“老弟，你說得在理。咱們打仗的都知道，有時候就得用土辦法。但你這套，推廣起來不容易啊。”

“沒想過推廣。”陳銳認真地說，“各根據地情況不同，我們只是提供一種可能性——當正規道路走不通時，還有另一條路。”

沈墨文在旁邊小聲說：“陳總，我看有些人還是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