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論是荒唐的行，還是個人的癖好，都需要放置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審視。東漢末年的社會，矛盾重重，積弊已深。朝堂之上，宦官、外戚、士族三大勢力糾纏不休，激烈斗法。一個突出的歷史現象是，自和帝以降，即位的新皇帝大多年幼。這本身就是三種勢力相互妥協的產物——皇帝年幼，無法親政，權力便由三方分享：宦官掌控宮內禁省，與外朝溝通；士族官僚與外戚（通常也出自士族高門）則把持朝堂政務，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

然而，這種平衡是脆弱的。一旦皇帝成年，意圖親政，他面臨的局面是：一邊是長期以來壓制自己、掌握大權的外戚，另一邊是自幼陪伴身邊、照顧起居、更易建立親密信任關系的宦官。如何選擇，對渴望權力的年輕皇帝來說，并不困難。于是，歷史反復上演著相似的一幕：皇帝聯合宦官，發動政變，鏟除外戚勢力。從和帝誅竇憲，安帝滅鄧騭，順帝除閻顯，到桓帝與宦官單超等合謀鏟除權傾朝野的大將軍梁冀，乃至靈帝劉宏即位初期，也是依靠宦官曹節、王甫等人，清除了企圖誅宦的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

因此，皇帝與宦官，在對抗共同政敵——外戚的過程中，形成了天然的盟友關系。而外戚又多出自士族高門，與士大夫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是其政治上的代表。于是，斗爭逐漸演變為皇帝-宦官聯盟與士族-外戚聯盟兩大集團之間的殊死搏殺。這場斗爭周而復始，如同一個可怕的死亡循環，每一次的勝負都伴隨著血腥的清洗和朝堂的空虛，極大地損耗著帝國的元氣，直到將這個龐大的王朝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需要指出的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或者說，是由掌握文化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書寫的。在東漢末年的這場斗爭中，最終，士族門閥及其政治代表（如后來的曹魏、司馬晉）成為了笑到最后的勢力之一。因此，我們在官方正史中看到的敘述，難免帶有其立場和傾向。站在士大夫對立面的皇帝，如桓帝、靈帝，往往被賦予惡謚，其行被放大渲染；而與士大夫為敵的宦官集團，其形象也大多被極度丑化，雖然其中確有許多奸佞之徒，但歷史的復雜性或許比非黑即白的記載要更為微妙。衛錚在閱讀這些史料時，也不禁會想到這一點，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成王敗寇的敘事背后，需要更為審慎和辯證地去思考。光和元年的開啟，并未能終止這個循環，反而像是在這輛奔向懸崖的馬車身上，又輕輕地抽了一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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