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本就是一位深諳并癡迷于書法藝術的大家。比絕大多數人都更能領略那些筆墨線條間所蘊含的韻律與神采。

他流連于那些碑刻之間，長達十余日，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可以想見，他每日徘徊于碣前，手指在空中虛畫，揣摩著每一筆的起承轉合，品味著每一字的間架結構，完全沉浸在了書法藝術的世界里。最終，他發自內心地贊嘆其中某些作品的超群拔俗。

這無疑是一幅極具諷刺意味而又真實無比的畫面。一方面，是作為士林領袖、清流代表的蔡邕，在朝堂之上、奏章之中，義正詞嚴地反對鴻都門學以技藝取士的“荒謬”政策；另一方面，又是作為書法大家的蔡邕，難以抗拒藝術的魅力，被鴻都門內那些“末技”之作所展現出的才華所折服，甚至達到了忘我的境地。

這種分裂，恰恰揭示了蔡邕，乃至當時一部分有藝術素養的士大夫的內心困境。他們在理智上堅守著儒家道統和政治理想，認為國家選拔人才必須遵循既定的道德與學問標準，任何偏離都是危險的；但在情感和審美上，他們又無法割舍對純粹藝術之美的熱愛與追求。當這種藝術才華恰好出現在他們政治立場對立的陣營之中時，便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張力。

蔡邕的流連忘返，并非是對其政治立場的背叛，而是其文人本色和藝術天性在特定情境下的強烈流露。他反對的是制度，是途徑，是這種選拔方式可能帶來的政治后果，而非藝術本身。他甚至可能在其中看到了一種可能性——若非與選官掛鉤，這些技藝本身是值得欣賞和鼓勵的。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這種藝術的欣賞與政治的反對糾纏在一起，難以剝離，也無人能理解他這份復雜的心緒。他或許只能在夜深人靜時，獨自面對內心的這份“惑”——為那些出群的筆墨才華而驚嘆，又為它們所依附的、在他看來錯誤的政治載體而深感惋惜與憂慮。

這份源自翰墨的困惑與心結，使得蔡邕在清流陣營中顯得卓爾不群，也使得他對鴻都門學的批評，除了政治正確的考量外，更添了一層屬于文人雅士的、難以傳的無奈與悲情。他既是鴻都門學政治上的反對者，某種意義上，也成了其藝術價值的無聲見證者。

整個二月，洛陽城都沉浸在這場因鴻都門學而引發的巨大混亂和激烈論戰之中。朝堂之上，奏章往來攻訐；士林之間，清議沸沸揚揚；太學之內，學子們憤懣不平；而鴻都門外，則是另一番熱衷功名的喧囂景象。帝國的文化政治生態，出現了清晰而深刻的裂痕。

至于身處南市“衛宅”的衛錚，他才沒有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去關注這場席卷洛陽的紛爭。這些消息，大多是通過時常需要回內城家中、消息靈通的李勝（克之）之口，零碎地傳到他耳中的。當李勝略帶興奮地講述著鴻都門外的盛況和朝堂上的激烈爭吵時，衛錚往往只是聽完，置之一笑。他并非不關心時局，而是深知自己當下的首要任務是什么。無論是天象示警，還是朝堂黨爭，距離他這個剛剛拜師、正在惡補兵學基礎知識的少年，還顯得有些遙遠。他清楚地知道，在這個逐漸失序的時代，最終能倚靠的，不是清談，不是辭賦，甚至不完全是經學，而是實實在在的、能夠安身立命、乃至在亂世中保全家族并有所作為的實力——無論是武力，還是謀略。

因此，他很快便將李勝帶來的消息拋諸腦后，繼續埋首于與陳覺（先民）的兵法推演之中。兩人在衛錚親手制作的簡易沙盤前，在鋪開的輿圖上，針對某個戰例、某條兵法原則，時而爭辯，時而沉思，完全沉浸在了另一個屬于謀略與勝負的世界里。外界的喧囂與風波，暫時都被隔絕在了這方求索的小天地之外。外面的紛紛擾擾，仿佛從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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