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因為中土官府長期實行政教分離政策，又早就確立了儒教統治體系，其他外來的或者自產的宗教體系無法在中土與儒家思想相抗衡，而只能選擇依附于儒教發展，而且漢人重實際，少有人為宗教這種虛無的東西拼命，所以中土自古沒有宗教戰爭。

呂布對此輕曬道：“那黃巾起義、白蓮起義、方臘起義、太平天國、義和團起義算什么呢？”

從宗教角度，黃巾起義的實質是道教的分支太平道跟儒教的戰爭，白蓮起義同樣是佛教的分支白蓮宗跟儒教的戰爭，方臘起義則是外來的摩尼教跟儒教的戰爭，太平天國則是本土化的基督教跟儒教的戰爭，義和團起義則是本土宗教義和團跟外來天主教的戰爭，更不用說從南北朝一直蔓延到清朝的佛道兩教之爭，又怎么能說中土自古沒有宗教戰爭呢？！

呂布對此只能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細數這些宗教戰爭，給中土帶來了數次生靈涂炭，因黃巾起義、歷次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等宗教戰爭而死傷的漢人不計其數，其中因太平天國而致漢人死傷近一億多人。

呂布推想，若是大漢民族有統一的穩固的宗教信仰，這一切悲劇都不會發生。

在后世有人設想過，若漢人以儒教為統一的穩固的信仰，會如何如何，或者以道教為終極信仰，會如何如何，不可否認，除了那個舶來的極端不靠譜的佛教外，儒教、道教在漢人的信仰世界里都曾發揮過重大的影響力，可惜它們各有各的致命缺陷。都不足以成為終極信仰。

漢興以后，上層崇尚黃老之道，無為而治。漢武帝之時，無為變成有為。當此之時，儒生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學說推崇為正統意識形態，學者只準研究儒家經典，博士學位只設“五經博士”，做官只從通曉儒家經典的人中選擇。這樣一來，誰都明白要有前途只能研究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就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特別是隋朝開始的科舉取仕制度后，歷時一千多年，儒家學說與專制皇權互相依靠。排除異己，其他意識形態就更難與爭鋒。

但是，儒學本身是不能變成宗教的，因為儒學本身提倡“入世”，儒生通曉儒家學說的目的不是為了使自己精神上信仰上獲得滿足，而是為了獲取一個進身之階，從而影響當政者，達到內圣而外王的境界。官府從儒學者中取仕。當官的輝煌前途及俗世的幸福吸引力消解了儒生在精神領域的追求，儒學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努力為統治階級服務。儒家提倡祖先崇拜。并且規定了一套宗法禮教，這一套類似于原始宗教的東西受到皇權的支持，作為了宗教的替代品，在漢民族中筑起了一道抵御其他宗教的防火墻。

道教也曾被某些朝代封為國教，但就道教的思想和表現來說，它不僅沒有完勝儒教、佛教。反而一直被儒教、佛教壓制著。

曹操、曹丕鑒于黃巾起義的教訓，害怕下面的貧民利用宗教組織起來進行造反，便對早期道教采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面進行限制或鎮壓，另一方面又進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將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郄儉等，召集到身邊，既可以謀求養生方術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們鼓動老百姓造反，最后分化瓦解了當時的道教組織，使之陷于混亂。

隋文帝對道教采取懷柔政策，修建道觀。隋煬帝楊廣崇道更甚，在位時于長安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觀，楊廣還親自召見茅山宗宗師王遠知，并以帝王之尊，“親執弟子之禮”，敕命于都城長安建玉清壇以處之。

北宋歷代帝王承襲唐朝道儒釋兼容和對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宋真宗稱趙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趙玄郎下降于延恩殿，于是加封為“圣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虔誠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行幸亳州太清宮，謁拜老子神像。

明朝正一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朱元璋攻占南昌時，正一道第42代天師張正常就曾譴使拜謁，密告“符命”，與朱氏接上關系。明朝開國后，張正常于洪武元年入朝禮賀，明太祖封他為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張氏永掌天下道教事，從此正一天師便上升為道教各派首領，其地位較元代正一天師統領江南道教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