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平均下來，一戶四口之家，每年至少給官府繳納800到2000錢不等的苛捐雜稅。

那段歷史上，曹操攻破鄴城后，鑒于東漢后期沉重的人頭稅，將之更改為戶調制，對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斗，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不得擅興發，大力制止對農民的亂攤派行徑。

這樣對比一下，呂布每畝地四斗糧食的征收比例并不高，因為那些依附于世家大族地主的佃農們他們每年要給地主們繳納五成以上的糧食，相當于一畝地要繳納二十斗糧食，剝削的那么重，為什么他們還愿意依附于世家地主呢，一是被世家地主巧取豪奪被迫的，二是因為朝廷與地方官府的苛捐雜稅實在繁多，折算起來遠超過五成田租，再者這些佃農依附于世家地主，得到世家武裝庇護，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了。

有心人仔細一算，本來東漢的地稅是三十稅一，折算到田賦上是一畝地收一斗三升，呂布控制下的各級官府攤丁入畝，多收二斗七升來抵扣其他苛捐雜稅，一戶四口之家，分給四十畝地，便是多收了十石，按照一石糧食兩百錢的市價，約合二千多錢，算起來比官府征收的苛捐雜稅還要多。

實際上，自耕農們是不會這樣算賬然后覺得自己虧的，因為現在的糧價是戰時糧價，非常虛浮，比真實的糧價高了四五倍，若是糧價恢復到正常時候，他們一戶人家多交出的糧食只折合四百多錢，遠比之前交的少，而且勝在穩定。

除了會算賬的世家地主有所抱怨之外，自由的自耕農們沒有人抱怨，因為他們得到的土地都得到中央軍的保證，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被世家地主強取豪奪兼并過去，他們分到手里的均分田跟著他們世世代代，一人十畝地，比之前多出兩三倍，只要他們不偷懶，好好種田，豐衣足食是沒問題的，因為現在的糧價很高，是過去的四五倍，他們繳納了一成糧食做賦稅后，留足自己吃的，剩下的都賣給中央軍，換取錢幣來買其他生活必需品，不用再發愁別的事情，不用擔心半夜被縣吏砸門催繳其他苛捐雜稅，不用擔心被強征徭役，因為驃騎大將軍發令了，以后征發民夫都會乘著農閑時節，每天都有工錢。

呂布征收的是實物稅，一是為了戰爭囤積糧食，二是避免谷賤傷農，呂布清楚下面那些基層官吏害民肥己之心是很嚴重的，若是讓民眾用銅錢交稅，那些官吏便會聯合那些商人壓低糧食價格，傷害的是政府形象，傷害的是平民百姓，肥的是那一小撮碩鼠。

在呂布的刻意經營下，很多依附于世家地主的佃農們都紛紛逃出世家莊園，投奔中央軍控制下的各級官府，由中央軍出面，幫助他們解除跟世家地主的租約，按照自耕農的標準，分配給他們田地。,

實際上，東漢的佃農基本上沒有終生束縛在某個地主的固定田莊之中，有較多的人身自由，理論上存在跳槽、改行的可行性，此外在土地可以買賣、轉手的條件下，少數佃農還有可能上升為自耕農甚至是官員的空間，比如東漢名臣弘農楊氏的楊震，未發跡前就是佃農，史載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田種殖，以給供養”，只是到了東漢末期，很多世家地主的性質都變了，他們擁兵自重，又把那些佃農看成自己的兵源，甚至看成自己的奴隸，禁止佃農私自逃出莊園，這種美其名曰為部曲制的世代奴隸制度本來能夠延綿到隋唐時期，可惜遇到了橫空出世的呂布，注定了這個所謂部曲制度終將瓦解。

呂布這次準備橫掃河套地區，為此他動用了大手筆，出動了近衛師四萬人馬，高順、張遼、趙云、徐晃、鞠義、朱靈師十二萬人馬，還有張燕四萬飛燕軍、馬騰四萬人馬、皇甫嵩三萬人馬、郭缊一萬人馬，此外還有南匈奴單于呼廚泉的四萬騎兵，總共是三十二萬人馬，這三十二萬人馬里面有十萬都是精銳騎兵。

此外呂布還從冀州、并州征發了十萬郡縣兵，他們戰時做輔助，而隨著戰事的推進，十座棱堡筑成后，這十萬郡縣兵便駐扎在此，負責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那二十多萬從世家莊園里走出來的佃農，那些陸續從世家莊園逃出來的佃農，還有其他戰亂地區涌入并州、冀州的流民們，以及附近的司隸、雍州、豫州、兗州、幽州百姓們，都被中央軍四處張貼的告示所吸引：“想發家致富嗎？請到河套來！黃河九曲地，塞上小江南。每人皆可得二十畝良田，由中央軍提供耕牛、種子、農具，只需你們開荒播種，只需要農閑時參與興修水渠、筑造城池，即可免稅三年。”(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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