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懸案是懸在我腦袋上的一把劍，它總有一天會掉下來。兇手留下那么明顯的記號，他不可能再也不作案，我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犯錯。在這之前，生活總是要繼續，我依舊在閑暇之余接一些雞飛狗跳的小事，用以維持生計。

就像現在，一個消瘦且憔悴的人坐在我的對面，他的焦慮看上去來源于生活長期缺乏安全感，所以在僻靜的酒吧里，他顯得坐立不安。

“路先生，我還不夠了解你。”這是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但胡……”

“胡硯楠。”我幫他回憶起他要說的名字。

“對，他說你是可靠的，辦事很有責任心。”

我對他倒比較了解，他一出現我就認出他了。他叫陳友，檔案上顯示他只有28歲，但我目測他已經快40了，雜亂的頭發里隱藏的白發是他顯老的罪魁禍首。他剛剛刑滿釋放，4年前他酒駕導致一死一傷，因無逃逸和有自首情節，判得不算重。

他還有個女友，4年前在就讀的大學里自殺，具體情況我當初就有所耳聞，我猜測他來找我就是和他女友自殺的事情有關。

“我以前是警察，”我喝了一口酒，開始使用這3年來說了無數的開場白，“干得還不賴，立過功也犯過錯，后來因為個人原因不干了。”

“我在里面的時候，看的舊報紙里有你登報的新聞，不是不賴，是非常厲害。”

我聳聳肩，尷尬地笑了一聲。

“你現在做私人偵探。”他又說。

“我不是。”我否定道。

“不是嗎？”

“當然，私人偵探可能涉嫌違法，我以前是警察，現在無業，但我絕對不會違法。以前的人脈會對我的生活有些幫助，我不會說我一定能夠查到什么，感興趣的事情我會幫忙，幫忙就得收費。”

“我懂了。”他聽到收費二字，變得拘謹起來，“我剛出來，沒有太多錢。”

我又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酒，他面前的咖啡一口沒動。我們正身處橡樹酒吧，我是這里的常客，也經常是唯一的客人，因為我就住在附近，沒活兒的時候我不大愿意出門，市中心的酒吧過于吵鬧，這樣安靜的社區店正是我的理想場所，不論是自己喝酒，還是見客戶。

見我沒有說話，他有些著急地說：“我可以先付一部分，剩下的打欠條。”

“先說是什么事吧。”

“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我的女友她……”

“她是自殺，”我直接下了定論，“你一走進來我就覺得眼熟，剛剛我想起來了，四年前我還在刑警隊上班，轄區里有所大學在某天報案，說有個女孩在寢室自殺了。出警的民警是我大學同學，他在那個周末約我喝酒的時候說起過這件事。”

“他為什么會單獨找你說？”陳友來了精神，好像虛弱的生命突然找到了某種支撐。

“不是因為自殺有什么疑點，而是因為你，因為你酒駕出事后，他也去過現場。”我說，“所以我對你有印象，那會兒我還看了新聞。”

“好吧……”

“人死不能復生，我也幫不了什么忙。她的媽媽當場精神失常，后來在路邊被人發現送去了精神病院，她的室友也排除了嫌疑，因為有不在場證明，她死于機械性窒息，現場痕跡符合自殺特征，已經結案了。而你，由于傷心過度做了蠢事，也受到了應有的制裁，我不明白我能幫助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