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昌的眉毛輕輕挑了一下，這是他從見面到現在，第一個明顯的表情變化。
“按規定，應該立-->>刻移交紀委。但我們暫停了。”林舟說。
“為什么？”何文昌問，語氣里帶著一絲考究。
“因為抓了一個陳東梁，解決不了一個根本問題：為什么這些在外面功成名就的人，對家鄉的情感如此淡漠，甚至可以一邊表達著鄉愁，一邊伸-手-掏-錢？”
林舟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頁，上面只有四個醒目的大字：鄉愁經濟。
“因為在他們心里，故鄉只是一個符號，一份可以拿來標榜或者交易的廉價情懷。他們回來投資，是施舍；他們從家鄉撈錢，是補償。這種關系是扭曲的，不可持續的。”
“所以，我提出了‘鄉愁經濟’這個理念。”
林舟的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辦公室里，卻帶著一種振聾發聵的力量。
“我們不能再單純地依靠脆弱的鄉情去感召他們。我們要做的，是重構整個價值體系。我們要把紅山縣的教育、醫療、文化、環境、人情味，所有這些構成‘家’的元素，打包成一個頂級的、不可復制的核心產品。”
“這個產品，賣給誰？就賣給那些在外打拼，實現了財務自由，卻發現自己的孩子得了城市病，父母在老家無人照料，自己終日疲于應酬，找不到歸屬感的‘陳東梁們’。”
“我們要告訴他，回到紅山縣，你的孩子可以在山水之間，通過最先進的全息課堂，接受不亞于一線城市的精英教育；你的父母，可以享受省城頂級專家的實時遠程醫療，安享晚年；你自己，可以把產業搬回來，享受政策紅利，同時還能在晚飯后，和兒時的伙伴去河邊釣魚。”
“我們賣的不是房子，不是工廠，而是一種更健康、更溫情、更有歸屬感的生活方式。當這種生活方式的價值，超過了他在大城市所能獲得的一切，‘回報家鄉’就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精明的、理性的商業決策。”
“這，就是鄉愁經濟。它不是扶貧，不是慈善，而是在新的發展階段，一種以人為核心的，更高維度的經濟形態。”
林舟講完了。
辦公室里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何文昌沒有說話，他緩緩放下手中的茶杯，站起身，走到了窗邊，看著院子里那棵枝繁葉茂的大榕樹。
林舟的心，也隨著他的沉默，一點點懸了起來。
這個構想太大，太超前。它跳出了傳統官場“抓經濟、搞項目”的思維定式，觸及到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命題。對于一個剛剛空降、需要盡快穩定局面的領導來說，這或許太過理想化，甚至有些不切實際。
許久，何文t昌轉過身，重新看向林舟。他的眼神，已經從最初的審視，變成了一種復雜而深邃的欣賞。
“這個構想，聽起來很美好。”何文昌緩緩開口，卻提出了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但它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情感。鄉愁、歸屬感，這些東西，怎么量化？怎么評估？我們搞經濟建設，最怕的就是把希望寄托在這些虛無縹縹緲的東西上。一不小心，就會變成一個畫出來的餅，一個聽起來很美的泡沫。”
林舟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這么問。
“何書記，您說的對，純粹的情感是不可靠的。所以‘鄉愁經濟’的核心，不是販賣情感，而是提供實實在在的‘價值’。”
“孩子的教育成果，是可以量化的；老人的健康指數和平均壽命，是可以統計的；企業的運營成本和利潤率，是有報表的；甚至，一個社區的鄰里互助次數，都可以通過網格化管理，變成數據。我們用這些冰冷的、可量化的數據，去支撐那個溫暖的‘家’的概念。我們做的，是一個邏輯嚴密的社會學工程，而不是一首抒情詩。”
何文昌的目光亮了。
他徹底明白了。林舟的構想，外殼是溫情脈脈的人文關懷，內核卻是冰冷精準的數據模型和邏輯推演。這個人，將感性與理性，用一種近乎完美的方式結合在了一起。
“好一個社會學工程……”何文-昌反復咀嚼著這句話，臉上的線條柔和了下來，露出了由衷的贊許。
“我們黨一直在提‘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但什么叫‘以人為本’？很多人理解為就是給錢給物，搞兜底保障。你今天給我上了一課。”
他走回辦公桌前，拿起桌上的紅色電話，撥了一個內線號碼。
“通知下去，下午開書記辦公會，專題研究紅山縣‘鄉愁經濟’試點方案。”
他放下電話，對林舟說：“林舟同志，你這個方案，省委原則上同意。紅山縣，就作為全省第一個‘鄉愁經濟’試點縣。”
他語氣一頓，加重了聲音。
“你放手去做。不要怕犯錯，不要怕有阻力。錢不夠，省財政想辦法；政策有障礙，省委來協調；有人敢在下面陽奉陰違，你直接向我匯報。”
何文昌給了林舟一個無法拒絕的承諾，一份重逾千斤的信任。
“我只有一個要求，”他看著林舟，目光灼灼，“把這個‘餅’，給我實實在在地做出來。做成一個能看、能摸、能推廣的樣板。我要讓全國都看看，我們省，是怎么解決發展起來之后的‘新問題’的。”
林舟站起身，鄭重地點了點頭：“保證完成任務。”
走出何文昌的辦公室，正午的陽光有些刺眼。林舟微微瞇起眼睛，心中那塊懸著的石頭終于落地。他不僅通過了新領導的考驗，更重要的是，他那個宏大的藍圖，獲得了最強有力的支持。
口袋里的手機震動了一下。
他拿出來一看，是蘇曉發來的一條短信，內容很短。
“陳東梁已落地，馬叔親自去接的。我們準備的‘禮物’，什么時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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