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親眼驗收新紙，并初步定下營銷策略后，他便將具體的執行方案，包括在洛陽各大人流區域設置展示點、與熟悉的書肆洽談代銷、制作一批試用裝分送給太學生等細節，全權交給了洛陽衛氏商社的主事李成去操辦。李成是父親衛弘一手提拔起來的干將，精明能干，熟悉洛陽商界規則，由他執行，衛錚放心。

然而，計劃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打通頂級士族、清流名臣的圈子，利用名人效應為新紙奠定“高貴”的出身和口碑——則需要他親自出面。而他的首要目標，自然是對他青眼有加的蔡邕和盧植。

他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在第二日一早便趕來蔡府，心中自有幾重深意：

首先，便是這新紙的“命名”大事。他原本想過將“衛”字融入紙名，諸如“衛宣紙”、“衛華箋”之類，但總覺得匠氣太重，或不夠雅致。他甚至自嘲地想，總不能叫“衛生紙”吧？那可就真是貽笑大方了。思來想去，他覺得如此雅物，若能由蔡邕、盧植這等學問淵博、地位尊崇的大儒來命名，再合適不過。一則，他們取的名字必然文雅貼切，富有底蘊；二則，這本身就是極佳的名人效應——試想，連蔡伯喈、盧子干都認可并親自命名的紙張，其品質和格調還能有差嗎？這無疑是為新紙鍍上了一層耀眼的文化金光。

其次，第一時間將最好的紙張樣品孝敬給蔡邕，自然是出于對師長的尊敬與討好。蔡邕對他有知遇之恩，盧植更是他名義上的老師，有了好東西，自然要先緊著他們。這份心意，本身就能加深彼此的情誼。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希望能借助蔡、盧二人在洛陽士林中的巨大影響力，為新品紙張進行“權威認證”和口碑推廣。他很清楚，在這個識字率不高的時代，真正的紙張消費群體，絕非升斗小民，而是那些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小地主、士大夫階層以及龐大的太學生群體。他們重視教育，尤其經學的傳承需要大量抄錄。如今普遍使用的竹簡，不僅制作、雕刻費時費力，而且極其笨重，攜帶、查閱極為不便。想象一下，若能將等同一車竹簡的文字內容，用這種輕便的新紙書寫，然后裝訂成冊，其便利性將是革命性的！“學富五車”的典故，在未來或許將因紙張的普及而失去其直觀的重量感。

懷著這些思量，衛錚步入了蔡府。門房早已熟悉這位常客，徑直引他前往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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