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邊的法律顧問聽了周淑芬的翻供，忍不住搖了搖頭。

從法律層面來說，周淑芬的辯解完全站不住腳。

首先，她作為未成年孫女楊萱的法定監護人，負有不可推卸的救助義務，這種義務并非“情分”，而是法律明確規定的責任。

其次，她當時完全有能力開門施救——門是她親手關上的，只要她愿意，隨時可以打開，不存在“無力施救”的情況。

最后，她關門的行為直接導致楊萱失去了唯一的避難機會，任由其被野狗拖走致死，主觀上存在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心態。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這種行為通常會被認定為不作為的故意sharen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

具體量刑雖然會考慮到她的年齡、心理狀態等因素，但核心在于她的主觀心態、行為方式及造成的嚴重危害后果——一個六歲孩子的慘死，絕非“蹲一兩年”就能抵消的。

民警們沒有戳破周淑芬的謊，只是平靜地記錄下她的供詞，然后拿出之前提取的證據：“你說你是反應過來后才拿菜刀出去的，那為什么菜刀上沒有你的指紋和新鮮的泥土痕跡？

你說你不敢追，可村后的玉米地里，有你運輸帶血泥土的車輪印，說明你當時完全有行動能力。”

一連串的質問，讓周淑芬的臉色再次變得慘白。她的謊漏洞百出，根本經不起推敲。而單面鏡后的半夏，看著這一幕，眼神愈發冰冷——這些人到了現在，還在為了脫罪編造謊，絲毫沒有真正懺悔過。

她在心里暗下決心，一定要讓法律給楊萱一個公道，讓這些冷血的人付出應有的代價。

法庭內莊嚴肅穆，國徽在正上方熠熠生輝，旁聽席上坐滿了關注此案的村民和媒體記者。

當檢察官宣讀完畢公訴意見，法官緩緩站起身，目光掃過法庭，最終落在被告席上的周淑芬身上，聲音沉穩而有力，字字清晰地宣讀著判決理由。

“本院認為，被告人周淑芬作為被害人楊萱的祖母，亦是其法定監護人，對未成年的孫女負有法定監護與救助義務。

此種義務源于法律規定與親屬關系，并非可隨意放棄的‘情分’，不履行則可能構成不作為犯罪，此為本案定性的核心前提。”

“從救助能力來看，被告人當時身處家中，房門由其親手關閉，其完全具備開門施救的物理條件與行動能力，卻選擇關門阻隔，屬于有能力履行救助義務而故意未履行，不存在‘無力施救’的情形。”

“從因果關系分析，被告人關門的行為，直接阻斷了被害人楊萱唯一的避難與獲救途徑，使其暴露在瘋狗的攻擊之下，該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存在直接、必然的關聯，若無此關門行為，被害人或有存活可能。”

“結合主觀心態考量，被告人明知門外有瘋狗襲擊，被害人年幼無力反抗，關門會導致被害人被拖走致死的嚴重后果，卻仍放任該結果發生，其行為符合間接故意的構成要件。

即便如被告人翻供所述，其因疏忽或誤判危險而關門，亦屬過失行為，仍需承擔相應刑事責任。”

法官停頓片刻，繼續說道：“綜合全案證據，被告人雖無預謀作案，但關門行為是導致被害人死亡的關鍵因素，且被害人死亡過程極其慘烈，遠超一般過失致人死亡的危害后果，依法不認定為‘情節較輕’。

此外，被告人無自首情節，案發后還存在清理痕跡、翻供等行為，無悔罪表現，被害人親屬諒解不諒解，都不予以從輕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