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邊有商旅從長安來，說曹丞相在許昌大宴群臣，酒酣耳熱之際，曾手指西南，‘蜀地富庶，劉璋闇弱，此天以資我也。待南征事畢，當遣一上將，提一旅之師，西取漢中，南定巴蜀，則天下三分，吾有其二矣！’”

“襄陽那邊也有傳，說曹操的謀士程昱、劉曄等人，已向曹操獻策，‘劉備新敗（指博望坡），趙云雖勇，然北荊州地狹，難抗天兵。可先以偏師牽制趙云，主力南下江陵，同時遣使誘降劉璋，許以高官厚祿，若其不從，則南征之后，可挾大勝之威，水陸并進，假道伐虢，一舉而定西川！’”

“更有甚者，說曹操已密令鎮守關中的夏侯淵，暗中整備兵馬，囤積糧草于陳倉，名為防備馬超，實則為將來入川做準備！連從子午谷、儻駱道進兵的路線都在沙盤上推演過了！”

這些消息，將曹操描繪成一個對益州虎視眈眈、必欲得之而后快的野心家，甚至已經有了具體的戰略構想。更可怕的是，其中夾雜著“假道伐虢”、“許以高官厚祿”等極具誘惑與欺騙性的細節，正戳中劉璋性格中懦弱多疑的軟肋。

消息如同毒箭，一支接一支射向成都的州牧府。劉璋初聞，或許還將信將疑。但當這些“傳聞”從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口中陸續傳來，甚至有些“傳”中提到的曹操部將姓名、關中屯糧地點都似模似樣時，劉璋的恐懼被迅速放大。他本就對曹操的強大感到畏懼，如今“證實”曹操果然在打益州的主意，如何不驚惶失措？

他召集群臣商議。以張松、法正為代表的“暗趙派”，自然趁機添油加醋，痛陳曹操之害，強調益州之危。張松甚至“痛心疾首”地指出：“主公，前番便有流，我益州有人暗中與曹賊交通，此必是曹賊反間之計，意在亂我內部，為其日后進兵制造口實！今觀其論，其吞我之心，昭然若揭！我益州北有張魯，東有荊州之變（指趙云崛起），若曹賊再自北而來，三面受敵，如之奈何？”

法正則“冷靜”分析：“曹操南征，勝負未知。然無論其勝敗，以其貪殘之性，必不放過益州。勝，則挾威而來，勢不可擋；敗，則需拓地補償，西川肥美，正其目標。為今之計，當外結強援，內修武備。荊州趙子龍，與曹賊勢不兩立，其勢方張，正可為我屏障。當加緊與之聯絡，示之以誠，結為唇齒。縱不能使其為我前驅，亦可令曹賊投鼠忌器，不敢全力圖我。”

劉璋身邊的佞臣如張裕、龐羲，或懵懂無知，或只知逢迎，提不出什么切實建議，反而讓劉璋覺得他們無能，更加倚重“見識不凡”的張松、法正（至少表面如此）。

在恐懼與孤立感的雙重壓迫下，劉璋的心理防線迅速崩潰。他對曹操的恐懼與猜忌達到了，對“外援”的渴望也前所未有地強烈起來。雖然不至于立即公開倒向趙云，但其態度已然發生微妙而決定性的轉變。他默許甚至暗中鼓勵了張松、法正等人與荊州方面的“正常”商業與書信往來，對“糜記”商隊在益州的活動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孟達等與趙云有聯系的邊境將領，也給予了更多的“自主權”。在他心中，趙云這個“抗曹先鋒”、“強硬鄰居”，不知不覺間，從需要防范的對象，變成了可以借重、甚至必須依賴的“潛在盟友”。

至此，趙云的離間計大獲成功。他成功地在曹操心中種下了對劉璋的疑心，又在劉璋心中埋下了對曹操的深度恐懼，并巧妙地將這種恐懼，轉化為了劉璋對己方勢力的依賴需求。曹、劉（璋）之間的關系，被一道無形的猜忌之墻隔開，而這堵墻的建造者，正是遠在荊州的趙云。他穩坐釣魚臺，靜觀東線（曹操）與西線（劉璋）因他的計謀而心生嫌隙，為自己“暗度陳倉”的長遠戰略，又掃清了一層心理與外交上的障礙。

潛龍弄權，于千里之外，翻手為云，覆手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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