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些訴狀能直接遞到皇帝的手里。

相比于前朝，尤其是相比于幾百年后的某鞭子朝，這項制度簡直先進到不像是在同一個世界。

畢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無論能不能告贏，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試問，有幾個人的身板兒，能頂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經驗的獄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這樣，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比如，只有‘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一類嚴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檢院告狀。

至于其他事情，則必須一級一級的上告。

如果越級上告，就會有專門的‘越訴法’等著你。

為什么在民告官如此寬松的大宋，依然對民告官有這么多的限制？

因為，官大于民乃是社會的共識。

這些限制，就是在維護這個共識。

而他的建議，則是要摧毀這個共識。

他當然明白這個事情有多么嚴重，他還真怕官家不敢答應。

所以，他把這個建議提出來的時候，其實也有賭的成分。

甚至，他已經做好了被否決的心理準備。

可是，讓他沒想的是，官家只是猶豫了短短一瞬間，就開始淡定的詢問他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這說明了什么？

這說明了什么？

往好了想，說明自己賭對了。

往壞了想，說明官家早想這么干了。

但他為啥一直沒干呢？

太得罪人了，自己不想干。

自己不想干咋辦呢？

下個網，慢慢兒等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