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開始，鄭儀沒有直接拋出自己的方案，而是習慣性地先聽取大家的意見。
“工會工作，關系到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我們明州的穩定和發展。”
鄭儀的開場白很平實。
“今天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各位在實際工作中，對工會工作有什么看法，遇到哪些實際問題。大家都放開談，想到什么說什么。”
他目光掃過全場，最后落在了組織部長秦勝身上。
“秦部長，你是管干部的，先從干部隊伍的角度，談談看法吧。”
秦勝早有準備，他扶了扶眼鏡，開口道：
“鄭書記，各位同志，那我就先從工會干部隊伍這塊說起。”
“實事求是地講，目前我們各級工會的班子配備，確實存在一些問題。”
他說話很謹慎，但點出的問題卻很實在。
“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工會干部，并不是從工人當中成長起來的，也不是因為熟悉工會業務、熱心為工人服務才被選拔上來的。”
“不少情況是，有些同志在原來的業務部門，可能因為年齡到了、或者崗位調整等原因，被‘平移’到工會來。”
秦勝用了“平移”這個詞，很形象。
“說白了，就是把工會當成了一個‘安置性’的單位。這些同志本身可能很優秀，但對工會工作不熟悉，缺乏熱情，甚至覺得來了工會就是‘退居二線’，是來養老的。”
“這樣的干部，你指望他們去為工人爭取權益、去跟企業談判？很難。”
“他們自己可能都覺得腰桿不硬，說話沒底氣。”
秦勝說的情況，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
工會主席這個位置，在很多單位看來，就是個享受級別待遇的“閑職”。
“比如市總工會的班子。”
秦勝舉了個例子。
“除了陳主席是多年的老工會，其他幾位副主席，有以前是文化局的副局長，有是體育局的調研員調過來的……都是好同志，但讓他們立刻扛起工會這攤事，確實需要一個很長的適應過程，而且……戰斗力恐怕一時半會兒上不來。”
他這話說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白：
現在的工會領導班子，除了陳山河這個“光桿司令”還有點老底子，其他人基本是“湊數”的，指望他們去硬碰硬地維權，不現實。
鄭儀微微點頭，示意秦勝繼續。
“另外就是基層工會組織薄弱。”
秦勝接著說。
“特別是在大量的非公企業、小微企業，工會要么沒建立，要么建立了也是形同虛設，工會主席可能就是老板指定的親戚或者中層干部兼任，根本代表不了工人。”
“所以說，要想讓工會真正發揮作用，干部隊伍這一關，必須過。得換上一批真正有群眾基礎、敢于擔當的人。”
秦勝最后總結道。
鄭儀把目光轉向國資委主任馬國華。
“馬主任，你們國資委管著這么多市屬國企，國企的工會應該算是比較規范的吧？你怎么看？”
馬國華被點名，顯得有些緊張。
他管轄的國企，可以說是目前工會組織相對最健全的地方了。
但實際情況呢？
“鄭書記，這個……”
馬國華搓了搓手。
“國企工會，組織是健全的，經費也有保障，每年也會搞不少活動，比如技能競賽、文體比賽、困難職工慰問這些，都做得不錯。”
他先說了好的一面，這是慣例。
“但是……”
馬國華話鋒一轉，語氣變得有些無奈。
“說實話，在涉及職工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比如薪酬改革、分流安置這些重大事項上，工會能發揮的作用……很有限。”
“很多時候，就是開個職工代表大會，走個程序。方案都是企業行政班子先定好了的，工會主要是配合做好解釋工作，穩定職工情緒。”
“要讓工會主席為了工人的利益，去跟企業董事長、總經理據理力爭？很難。畢竟工會干部的任命、待遇都掌握在企業行政手里……”
馬國華說的也是大實話。
在現有的國企管理體制下，工會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企業行政，缺乏獨立性。
讓它去監督制衡行政權力，確實是“小馬拉大車”。
“而且，”
馬國華補充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現在國企也講經濟效益，管理層壓力很大。有時候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一些涉及職工福利的支出可能就會削減。工會要是提反對意見，很容易被當成是‘阻礙改革’、‘不顧大局’。”
他這個“阻礙改革”的帽子一扣，會場氣氛頓時微妙起來。
這確實是當前很多國企工會面臨的尷尬處境。
鄭儀臉上沒太多表情，又轉向司法局局長羅斌。
“羅局長，從你們司法實踐的角度看，工會在維護職工權益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
羅斌推了推眼鏡，他的回答更側重于法律層面。
“鄭書記，從法律規定上講，工會的地位是很高的。《工會法》、《勞動法》都賦予了工會代表職工維權、參與調解仲裁等權利。”
“但在實際操作中，工會的作用發揮得并不理想。”
“比如勞動爭議案件，職工個人維權成本高、周期長。按理說，工會應該站出來，為職工提供法律援助，代表職工去談判、仲裁甚至訴訟。”
“可實際情況是，大多數勞動爭議，還是職工個人在奔波，工會介入的很少。即使介入了，力度也不夠。”
“原因嘛，”
羅斌分析道：
“一方面是工會自身能力不足，缺乏專業的法律人才；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些顧慮，怕介入太深，影響和企業、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關系。”
人社局局長孫厚德接過話茬，他最近因為“明州就業網”成了紅人，說話底氣也足了些。
“羅局長說的很對。我們人社局在處理勞動監察、社保糾紛時，也很少看到工會的身影。”
“其實很多勞資矛盾，如果工會在前期就能介入調解，完全可能化解在萌芽狀態，不至于鬧到仲裁甚至打官司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