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從倭國進來了大量銀子，白銀存量增大，金銀銅這三種交易金屬的比值趨于一定，一斤金子可換十斤銀子，換一萬株銅錢，以前銀子的計量單位通常是斤，到后來兩、錢作為銀子的計量單位開始普及，越來越多人更愿意攜帶銀子出來交易，呂布鑒于此，開始推行金、銀、銅三種貨幣并行的金融制度，開始鑄造金幣、銀幣、銅幣來代替之前的貨幣，當然銅幣還是沿用之前的五銖錢。

因為金融改制，呂布想起了在大軍未到之前，如何對付倭國和羅馬帝國，金融戰，用中華帝國盛產的絲綢、茶葉、陶瓷等奢侈品購買倭國、羅馬帝國的糧食，導致他們的糧價上漲，讓他們的貨幣相對于糧食貶值，同時再用黃銅等替代品來鑄造他們國家的高額貨幣，通過一系列金融手段，攪亂他們的稅收。

呂布派通曉金融的財政部侍郎劉巴來主持這個金融戰。

呂布對倭國、羅馬帝國進行金融戰，是從歷史上諸葛亮那里學到的。

諸葛亮六出祁山，打的就是一場金融戰役，其手段之高明，貫徹之徹底，堪稱蓋世無雙。由于其特有的以弱擊強的復雜環境和外柔內剛的中國文化特有的隱晦，這場金融戰役至今不被人知曉，以至于很多人作出了諸葛亮六出祁山“不明智”判斷。

蜀漢丞相諸葛亮就是在蜀漢國力相對于其他兩國弱小許多的大背景下，用數量少、卻經驗豐富的小股部隊進行騷擾性游擊戰術，導致對手心理陷入被攻擊的“應激狀態”，然后利用曹魏統兵大將眷戀“戰時權益”的心理，夸大出兵的規模，巧妙地誘使曹魏軍事將領出于個人利益得失的考慮配合蜀國軍事行動。甚至雙方心照不宣的上演著諸葛丞相的“攻防劇本”。他實際在“操縱”、“誘惑”和“迫使”曹魏統治階層增加稅負，用于事實并不存在的“邊境大戰”。曹魏軍事集團的騎兵頗有漢朝遺風，非常強悍，不要說魏延所謂的“奇兵”出子午谷僅具有戰術奇襲的價值，即便曹魏直接不打“邊境山地防御戰”，讓諸葛亮的幾萬后勤轉運極其艱難的山地步兵主力來到這沒有可借助防御地勢的開闊地。就會發生一場有后勤依托的曹魏騎兵對無后勤依托的蜀漢山地步兵的戰斗。

幾個“邊境”山地小鎮的反復爭奪，對曹魏并無太大的實際意義，根本不值得十幾萬，幾十萬主力頂在那里形成“不對等軍事對峙”，這還是一場放棄曹魏強大騎兵特長，主力大部隊對壘強悍山地游擊小分隊的“奇怪戰爭”，所謂的“空城計”得以實施的原因也在于此這就是金融戰役學中的高端主導。

因九品中正制而變得越加腐敗透頂的曹魏官吏必然會借機大肆貪墨，由此加重了整個曹魏統治地區社會經濟、金融的崩潰壓力。諸葛丞相利用“自由商人”，用蜀漢的綢緞去購買并不需要的糧食。導致曹魏廣大地區糧價上漲，金銀貨幣相對于糧食貶值，同時向曹魏地區大量傾銷廉價“私鹽”、“私茶”，擾亂曹魏政權的稅收這一系列的金融戰手段，已經導致了整個曹魏統治范圍內形成了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氣候，如果蜀漢諸葛亮晚去世二十年，他這種以弱擊強的金融戰并行的策略也許真能推翻曹魏，恢復漢制

其中有個陰毒的策略就是拿黃銅跟倭國、羅馬帝國交換糧食、馬匹等戰略物資。黃銅是由銅和鋅組成的合金。它的顏色金黃，也有金屬光澤。看起來像黃金一樣，在鋁沒出現以前，在裝飾用途上，常用黃銅來代替黃金，一些宮殿、廟宇里的匾牌上的金字就是用黃銅片制成的。從西漢開始，皇帝都下詔。不準用“偽黃金”來行騙，卻不可能下令禁止生產黃銅。這是劉巴秘密下令的，將黃銅裹在黃金里面，跟那些壓根不知道這種伎倆的倭國人、羅馬帝國的人交易。

呂布一邊派劉巴利用貿易進行金融戰，削弱倭國的實力。一邊派周瑜、甘寧率東海艦隊、渤海艦隊到達倭國，幫助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對付她的敵對國家。

卑彌呼派出她弟弟將周瑜、甘寧的艦隊迎接到邪馬臺國，一南一北建立了兩大軍事基地。

軍事基地建好以后，艦隊入了港，軍隊登上陸地，就再也不用擔心那個詭異的神風的襲擊。

此后數年里，周瑜、甘寧的艦隊一邊幫助邪馬臺國清除其他的倭國部落，另一邊在秘密地從中原調動人馬和愿意移民倭國的民眾。

邪馬臺國在倭國語里的音譯就是大和，不過呂布不想稱呼它為大和，還是稱呼它為邪馬臺國。

邪馬臺國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王國，而是三十多個倭人部落形成的松散聯盟，早期的邪馬臺國以男子為王，由于公元2世紀末發生內亂，乃共立女子為王，名為卑彌呼，以邪馬臺之地為都。卑彌呼女王對其他諸國有相對統治權，卑彌呼曾在伊都國家設立一大率之官以檢察諸國，并在大倭的監理之下向他國收租賦。

因為卑彌呼擅長用鬼神之事迷惑百姓，所以她以巫女的身份成為聯盟的首領，卑彌呼自己躲藏在深宮里，用她弟弟半藏在前面主持政務，她做女王后，從來沒有一個外人能夠見到她的面，只有一千名仕女和一個送伙食的閹人能夠出入宮闈。

邪馬臺國官吏從中央到地方分七級，中央一級官員由大倭、大率、大夫組成，大倭管理市場,大率是巡視地方的監察官，大夫是刺史。邪馬臺國政府收入由下戶交上的糧食組成，經濟以水田農業與手工業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