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布便道：“首先要滿足官與民的基本需求，人生在世，無非吃穿住用行五字，要好好地發展農牧工商各個產業，讓民眾富裕起來，當民眾富裕起來，國家收上來的賦稅多起來了，官員的薪俸也會多起來，最終官民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滿足。”

徐庶笑道：“他們的需求得到滿足，不就天下太平，相安無事了嗎，還會有什么矛盾？”

呂布搖搖頭道：“元直，你還太年輕了，還要多觀察人性。這人呢，手里一旦掌握了不被監控不被約束的權力，他們的欲望就會如決堤的洪水一樣，就會得隴望蜀、得寸進尺、貪得無厭。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便是兼并土地，官員的家庭依仗著官員的權力，肆無忌憚地霸占周邊自耕農的田地，而這些官員霸占了良田后，卻可以依仗著權力欺瞞朝廷，不向朝廷繳納賦稅，而朝廷要養活這么多官僚，就要征收賦稅，官員家庭都不繳納賦稅，沉重的賦稅便積壓在窮苦百姓頭上，官員的家族不斷地霸占貧苦百姓的良田，同時又在不斷地增加官員編制，官員越來越多，他們的薪俸越來越高，而窮苦百姓的田地越來越少，但賦稅壓力越來越大，這樣一個惡性循環越演越烈，到最后導致自耕農沒有立錐之地，或者被迫淪為那官員的佃農，或者被迫淪為官員家里的奴仆，或者因為沒有立錐之地而在災荒年活不下去落草為寇，最后一種選擇是最多的。”

呂布說這些話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悲憤，在官本位的國度里，除了官員，其他任何人群是不具有政治地位的群體，同時其他人群也始終被邊緣化，就連經濟地位較高的商人也被剝奪了任何實質的政治權力，這樣一邊獨大的政治權力分配，讓官僚階層無限制地膨脹，直至成為國家肌體上的毒瘤，看歷朝歷代的滅亡，除了皇室的昏聵之外，更致命的原因便是整個官僚集團自上而下的腐敗。

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每個朝代的改革都是注重給官府撈錢，卻沒有正視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反而在回避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遑論解決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同時也缺乏真正解決矛盾和問題的真誠意愿和有效措施。封建王朝的中下層官僚，無論是對公共事件還是個別事件，都千方百計從論上、行動上予以壓制，而并非是尋找它們背后的矛盾和問題，并有針對性地解決，由此導致社會矛盾越發激化，群體性事件一觸即發，到最后大規模的民變起來，掀翻了那個王朝。

歷代封建王朝都是一部分跟著開國皇帝先富起來了，除了極少數的草根幸運者，大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首先是掌握了社會優勢資源乃至國家權力的少數人，他們利用占據的權力和資源，或者利用靠近這些權力和資源的優勢，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并和他們所依傍的這些人一起，成為王朝更替的受益者，成為先富起來的人，他們將權力和資源轉化為財富，而多數人只能得到他們的殘羹剩飯，維持基本的生存，但多數人卻要承擔遠遠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的巨負，可以說，少數人的安逸生活，建立在多數人的痛苦之上。

呂布心中哀嘆道，封建官本位體制決定著，歷代王朝的官僚都彷佛都坐在一個火藥桶上，一件小小的事端，就會引發民眾激烈的反彈，民眾的心中已經積郁了太多的憤怒和不滿，只要有宣泄的渠道，它們就會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呂布說什么也不能讓一代代蔓延的糟糕情形在他這一世重演，所以他要遏制官僚階層日益膨脹的權力。

世家是世代做官的大家族，反世家其實是在反大官僚，反世家歸根結底就是要抑制官僚階層的世襲近親繁殖，以防止官僚階層的無限膨脹對整個國家利益的侵蝕。

如果繼續那種保障腐敗的體制，大官僚大貪，小官僚小貪，可以說是無官不貪，這樣的情況下，縱然呂布一統天下，又對天下萬民有何益處，“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呂布下面的階層分布為武將集團、良善世家、寒庶地主、自耕農，其中商人、文士都分別隸屬于良善世家、寒庶地主、自耕農三者，那些大商人、大文士通常都是世家大族出身，那些中小商人則多半是從寒庶地主、自耕農轉化而來的。呂布能夠依賴的就是這些階層，用從那些邪惡反動世家身上查抄來的利益、海外貿易的利益、對外征戰的利益來滿足這些階層的需求，以求建立起自己穩定的統治。

這些階層需要一個平衡，平衡著他們都往中間收入的階層涌去，而不能分化到兩級，不能出現上可威脅皇權的龐大世家，下面出現大批嗷嗷待哺的草民，同時遏制官僚集團的膨脹，做到權力資源分配的合理化，以維持大漢的長治久安。

呂布胸有成竹地對徐庶說道：“本公有五大法寶，可維持大漢的長治久安。”

第一就是槍桿子，就是軍隊，呂布擁有了唯他命是從的強大的中央軍以及遍布天下的郡縣兵。

軍隊是擁有社會動蕩時期強行分配政治權力的力量，也是決定政治權力分配的核心動力，只有在軍事勝利后文人才能擁有社會穩定時期政治權力分配合理性的解釋權-道德。所以呂布即便以后推行君主立憲制度，也要讓皇室牢牢地控制軍權，軍隊是平衡階級矛盾的法寶，軍隊不能淪落成為上層階層鎮壓下層的工具。

第二就是筆桿子，就是宣傳，就是輿論，宣傳輿論影響的是道德評判，呂布控制了大部分的印刷場、造紙場和報社，控制了大部分的輿論，所以他說什么是白，就不能是黑的。(未完待續。)

_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