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布又問董昭：“公仁，何為莫效王莽之策？”

董昭一臉認真嚴肅：“本來王莽仁義名望冠絕天下，登基稱帝并傳國子孫萬代乃是順理成章之事，奈何他所行政策不是開罪世家權貴，便是開罪普通民眾，更為開罪四邊異族！如果不是王莽諸多政策失當，他建立的新朝可能真的會延續下去，而劉漢絕無中興重建本朝的可能。”

王莽上臺后，發現新王朝內憂外患，就開始了一系列改革：把全國土地改為“王田”，不準買賣，每個不足八個男人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過一井，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里，原來沒有田的人可以免費受田；把大戶人家的奴婢稱為“私屬”，不準買賣；評定物價，改革幣制。

但由于這些政策只求名目復古，很多都是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而且在推行時手段和方法不正確，在遭到激烈反對后，又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制推行，使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違反法令而受重罪處罰者不計其數，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項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因此導致天下世家豪強以及平民百姓的共同不滿。

王莽不切實際地廢除了五銖錢，盲目推行各種新幣制，使貨幣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削弱，使財政經濟陷于癱瘓。王莽的幣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強大族的經濟實力，但由于幣制復雜混亂，導致民間交易很不順暢，造成了民間物價的不穩定，并且每次改制的錢幣大小不斷縮小，價卻越來越高。實質上剝削了普通民眾的財富，引起了普通民眾的不滿甚至憎恨。

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漢末土地兼并帶來的的危機，但嚴重損害了大地主豪強的利益，使他們開始厭惡并抵制王莽的統治。由于王莽沒有切實的強制措施，地主豪強多余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所以朝廷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應該受田的無地、少地農民，使他們也失去了信心。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滿意僅僅得到所有權不屬于自己的“王田”。數年后，王莽被迫恢復土地自由買賣。

禁止買賣奴婢并沒有改變奴婢的身份，王莽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數量的擴大，解決社會上日益嚴重的奴婢問題，但這項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對，因為禁止奴婢買賣，既觸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無路可走的農民斷絕了一條賣身為奴的生路。實際上官僚地主暗中進行的土地和奴婢買賣并未停止，因而被處以重罪者的不計其數，更引起了他們的激烈的反對。三年后，王莽只得讓步，于是土地和奴婢買賣合法恢復。

為了抑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控制物價，改善財政。王莽在始建國二年下詔實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謂五均，即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各城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各業，向市中申報經營，由錢府按時征稅。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稱為市平。物價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則聽民買賣；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百姓因祭祀或喪葬無錢時。可向錢府借貸，不收利息，但分別應在十天或三個月內歸還。因生產需要也可貸款，年利不超過十分之一。所謂六管，是由國家對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實行管制。不許私人經營；控制名山大澤，對采集者征稅。

從五均六管政策的內容看，如果認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會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并且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沒有這兩方面的條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反而給了他們搜刮百姓的機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性經營。由國營對鹽鐵等實行統管統制，早已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實施自然不會有好結果，而由國家控制名山大澤，實際只是給主管官員增加了財源，最終，國家沒有增加收入，百姓卻加重了負擔，正當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也受到打擊。

王莽食古不化，認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義，于是掀起了空前絕后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筑名，幾乎都進行了修改，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后又改還到原來的。官吏和百姓難以記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舊名。頻繁的改名給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麻煩，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王莽同時對邊疆異族也采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

王莽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羌人與內地民眾的不滿。

王莽又將原本臣服于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又收回并損毀“匈奴單于璽”，改授予“新匈奴單于璽”；甚至將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于”，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

王莽又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討伐匈奴和其他異族，不僅導致邊境沖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于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又使得中原缺乏足夠兵力去平定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