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其六，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并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其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斗，寓兵于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其八，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地方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地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政令不出某某地的傳聞可不是一天兩天了，范仲淹這項改革可是千古而下都有深意的。你懂的。

其九，重命令，其十，減徭役，無需贅敘。

《條陳十事》寫成后，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于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以往憑家勢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手續，有特殊才干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全國普遍辦起了學校。

范仲淹還主張，改變中央機關多元領導和虛職分權的體制，認真擴大宰臣的實權，以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對成正比。大批守舊派的官僚們，開始竊竊私議。御史臺的官員中。已有人抨擊某些按察使，說什么“江東三虎”、“山東四倀”。范仲淹在邊防線上的幾員部將，也遭到秘密的調查，并遇到許多麻煩。歐陽修等“四諫”，企圖攆走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換幾名臺官。但他們很快發現，臺官背后，掩藏著更有權勢的人物。歐陽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離京出使河東。

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仲夏時節，臺官們忽然聲稱破獲了一起謀逆大案。該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會有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覺莫名其妙。但是，臺官卻有石介給富弼的親筆信件作證；而信中又隱然有廢黜仁宗之意。石介對此，矢口否認，富弼未及辯誣。先已惶恐不迭。其實，此事純為夏竦一手制造。從他被撤去樞密使職、并被石介斥為“奸魅”時起，便秘密買通婢女臨摹石介的手跡。該婢臨寫之功，已非一日。此案一興。蜚語四起。后來，甚至牽連到范仲淹改革的誠意，乃至擴大相權的居心之類。

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么強大，他開始動搖了，這時，宋夏之間已正式議和。政治危機，也大略消弭。仁宗對于改革的興致，已漸冷漠和淡釋。富弼為了避嫌，請求出使邊地。范仲淹也自知無趣，帶職去視察河東與陜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賈昌朝，當初曾附和過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實際執行中，他們卻陽奉陰違。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誣，他們便立即轉向。范、富離京之后，他們索性與保守勢力聯合，對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過臺官，制造新的冤案，將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網打盡。

慶歷五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于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軍政要職。實行僅一年有余的各項新政，也先后紛紛取締。京師內外的達官貴人及其子弟，依舊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詣，轉瞬間付之流水。

呂布當年看了范仲淹這些改革，發現沒有一條是錯誤的，若能按照這樣去搞，至少能讓北宋延長一百年的壽命，可惜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太強大了，連宋仁宗都抵抗不住。

呂布想到某個朝代連搞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都搞了好多年搞不成，某些人掛在嘴邊的體制改革都流于空談，足見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很顯然，在東漢末年，亦復如是。

還好呂布現在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就可以如某些鐵腕政治人物一樣殺伐果斷，銳意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

不過眼下袁紹、袁術、陶謙、劉璋、劉備、曹操尚未剪除，大敵當前，并不適合推出太激進的改革。

呂布讓華歆、王朗、田豐謹慎行事，只把那些中小世家的冗官庸吏子弟清除出去，那些會引起巨大反彈影響穩定的暫時擱置不處理，等外敵剪除干凈了再動手不遲。

再說殺雞給猴看，除了那些中小世家子弟，也會讓那些大世家的子弟們老實一點！

_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