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壞多于好，不僅僅是在思想上麻醉約束了普通民眾，而且它這個組織對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響，像南北朝時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惡性膨脹，寺院占盡名山良田、不事生產，既沒有產出也無法流通，對社會生產資源的占有和浪費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時代，本當艱苦修為、清靜無為的和尚們坐擁大量地產，成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當時平民面臨苛捐重稅，沒有田地耕作又無處謀生，很多選擇了出家一條路，因此寺院人員閑散冗余狀況也相當厲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時候沒有勞力、要打戰的時候沒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興旺鼎盛與蕭條混亂的社會秩序產生了根本利益上的沖突。公元六世紀，北周滅北齊后立即推行滅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數，有三百萬僧尼還俗，這個數字是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時期強迫還俗的僧尼也有26萬人，數千萬頃的良田被收繳，拆掉寺廟4600所，使社會上的勞動力和生產財富憑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僅如此，佛門還是特權集中之地。北魏鎮壓蓋吳起義的時候，在一所佛寺里發現大量的兵器，又發現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亂”處所，這給了魏太武帝暴力滅佛的借口，“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令“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唐代開國時立下一個規定，進入佛門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軍被擊潰后就往寺廟里躲。“安史之亂”期間，郭子儀與當時的禪宗神會達成協議，默許后者通過私賣度牒的手法換取錢財。佛教徒因此數量失控。種種內亂外患，致使一個本應與世無爭、良性運作的宗教組織不斷異化，變成了社會腫瘤，非但獨立于政權之外，還與世俗社會的利益相沖突，令統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終于招致滅頂之災。

作為一個宗教，佛教因為膨脹過快而失控。已經逸出了本身作為一個出世的宗教組織本身的權力和職能范圍，與世俗社會爭奪起資源和財富，甚至于與政權爭奪起對社會的控制權。

所以呂布對佛教自然是半點好感都欠奉，不過他對道教則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東漢時期在民間興起，由現在五米道領袖張魯的祖先張道陵創立，道教的思想。來源于戰國時期老子李聃、莊子莊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術，它主張修身養性，煉制丹藥，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經》之名，學問成分較少。實際成分卻是引氣、煉丹，荒誕不經，除了哄騙皇帝修煉長生不老之藥暫時求得一時發展，實際上對后世文化的影響要比佛、儒兩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蓮教之類的邪門教派多脫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為誤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讓人對道教在這個國度的發展不報什么希望。

《道德經》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義也是好的，修身養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開來，轉化為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相對于從印度阿三那里舶來的佛教，呂布認為土生土長的道教三觀更正。

呂布準備改良道教，使這個本土出產的宗教發揮出它本來應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別是張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讓東漢末年所有諸侯民眾都對道教有一股偏見，若還是道教，根本無法讓人接受。,

呂布本人雖然通曉一些心理暗示之類的洗腦方法，但他卻不是最適合創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東漢末年，道教里面有幾個崢嶸人物，張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張魯兄弟身在漢中無法利用，剩下還有兩個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個是左慈，另外一個是于吉。

對于于吉這個人，呂布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確定，這個于吉到底是不是漢順帝時期存活下來的那個于吉，還是一個假借漢順帝時期那個于吉之名招搖撞騙的假于吉。

漢順帝時期有個于吉，據《后漢書?襄楷傳》記載，“順帝時，瑯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于吉說是神人所授，實際上是自己創作的，于吉的門徒宮崇到皇宮進獻其師所著“神書”《太平清領書》，其以陰陽五行為家，多巫覡雜語，被視為妖妄不經，順帝命有命藏之，并未為其立學，故其書未見皇室重視，后來輾轉到了張角手里，張角跟后世那個得了圣經的洪秀全一樣，從一本書開始發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