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錚擢升羽林右監丞的喜悅與喧囂尚在羽林營中回蕩，三日之期已倏然而至。所有的恭賀、宴飲、乃至暗中的審視與較量，都不得不暫時讓位于一項更為重要的任務——扈從天子，駕臨廣成苑，舉行盛大的田獵。

此番出行，儀仗煌煌，扈從如云。以羽林、虎賁這兩支帝國最為精銳的宿衛力量為核心，前后簇擁著天子的鑾駕，浩浩蕩蕩開出洛陽城南的平城門。隊伍迤邐數里，旌旗蔽空，甲胄耀日，引得沿途百姓紛紛駐足跪伏，既感皇家威儀之盛，亦不免為這龐大的開支而在心底暗暗咂舌。

廣成苑，因廣成澤而得名。這片位于外方山與箕山環抱之間的廣闊谷地，方圓幾近百里，水草豐茂，林木蓊郁。其名更因一位傳說中的上古仙人而披上了一層神秘色彩——廣成子，道家創始人之一，位居道教“十二金仙”之首，相傳便曾在此地的崆峒山（此指汝州崆峒山，乃外方山一支脈，非甘肅崆峒）結廬修道，吐納天地精華。古老的傳說為這片土地賦予了靈性，及廣成澤在極為久遠的年代曾是一片汪洋，后大禹治水，劈開龍門山，導伊水北入黃河，伊河下游故道方顯露為陸地，唯因此處地勢低洼，積水難泄，歷經歲月，終成這片浩瀚沼澤（后世還存其遺跡，位于河南省汝州市溫泉鎮澗山口水庫一帶）。

其地不僅風光殊異，更具戰略價值。當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時，便有意將王子分封于廣成澤附近，并設下險要的廣成關，雄踞于崆峒山下，與南面的伊闕關遙相呼應，共同構成了護衛洛都南翼的第一道堅實屏障。及至東漢，光武帝劉秀正式將這片蘊藏著自然之趣與險要地勢的廣成澤圈定為皇家專屬的狩獵與游樂之所，定名為“廣成苑”，使其成為皇家禁地。班固在煌煌大作《東都賦》中曾不無自豪地描繪：“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都城之外，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此處的“苑”，指的正是這廣成苑，而“沼”，則暗示了苑內利用溫泉與天然水系營造的池沼景觀，可謂匠心獨運。

然而，這片皇家苑囿的命運亦隨著國勢與執政者的理念而起伏。安帝在位初期，鄧太后臨朝稱制，崇尚節儉，力主“文德可興，武功宜廢”，認為治國當以文教為本，田獵尚武之舉不僅勞民傷財，更于國無益。于是，漢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安帝下詔，將廣成游獵之地開放，借予無地貧民墾種度荒，其后更下令將苑中可耕之地盡數賦予貧民。此政雖有其恤民之意，但在一些士人看來，卻是廢棄祖制、荒弛武備之舉。

當時的家馬融（盧植的老師），感于時弊，遂精心撰就《廣成頌》一篇。賦中極盡鋪陳之能事，盛贊廣成澤“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將其描繪成一片天造地設、鬼斧神工的絕佳獵場。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將如此天然獵場開墾為田的荒謬做法的諷諫之意。他深切認為，文武之道，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希望能重振天子田獵之古儀，使臣僚百姓得以復睹皇權的威嚴與帝國的赫赫武功。這種主張顯然與鄧太后的施政理念背道而馳。太后覽頌之后，勃然大怒，馬融由此被冷落，竟十年不得升遷，可見當時朝堂之上理念沖突之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