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原因,便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性創新——“粟麥輪作”制。小麥有一個獨特的生物學特性:它是秋播夏收的“宿麥”(冬小麥)。而傳統的粟是春播秋收。這兩種作物的生長周期恰好錯開,形成了完美的互補。農民可以在秋天收獲粟之后,立即播種小麥;待到來年夏天小麥收割完畢,又正好趕上播種下一季的粟。這種精巧的復種模式,使得同一塊土地在一年之內可以收獲兩季糧食,土地的單位產出幾乎翻了一番!這對于應對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以及緩解春季“青黃不接”時的糧食短缺危機,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這一轉變在漢代得到了中央zhengfu的大力倡導和推廣。歷史上最著名的記載便是漢武帝時期,大儒董仲舒曾直接向皇帝建:“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愿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冬小麥),令毋后時。”這種由最高統治者下令,通過行政力量推動的農業政策,其力度和覆蓋面是空前的,為小麥在北方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其次,是水利工程的大規模興建。漢代,尤其是武帝時期,興修了諸如龍首渠、白渠、六輔渠等一系列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這些遍布關中及黃河中下游的水利網絡,極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的條件,為小麥這種需水作物的大規模、穩定種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水渠所到之處,麥田得以擴展,產量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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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有產量還不足以讓小麥登上主食的寶座。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面粉加工技術的革命——即高效旋轉石磨的發明與普及。在旋轉石磨出現之前,小麥和小米一樣,主要的食用方式是整粒蒸煮,做成“麥飯”或“麥粥”。這種“麥飯”口感粗糙,難以咀嚼和下咽,遠不如小米飯可口,因此小麥長期被視為一種次等的、不得已時才食用的“粗糧”。旋轉石磨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它將小麥顆粒研磨成細膩的面粉,這一物理形態的根本改變,催生了一個全新的、豐富多彩的面食體系——蒸餅(類似饅頭)、湯餅(類似面條)、胡餅(燒餅)等紛紛出現。傳說中,饅頭便是蜀漢丞相諸葛亮南征孟獲時,為祭奠瀘水亡靈而發明。這些面食不僅美味可口,而且更易消化吸收,徹底扭轉了小麥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使其從“粗糲之食”一躍成為人們主動追求的美味佳肴。需求端的巨大變化,反過來強力拉動了生產端的種植熱情。旋轉石磨技術在東漢時期得到了顯著改進和更廣泛的傳播,雖然造價不菲,但已不再是西漢時僅為少數貴族享用的奢侈品,這為小麥的最終普及提供了最直接的消費驅動。
正是這場發生在東漢中后期,由政策引導、水利支撐、技術驅動共同作用的“小麥革命”,無意間為衛錚的造紙實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北方小麥種植面積的急劇擴大,意味著曾經稀缺或需另作他用的麥秸,如今變成了量大易得、成本低廉的潛在纖維原料。這種“量”的積累,為造紙工藝的“質”變創造了必要條件。當衛錚將目光投向那堆積如山的麥秸時,他實際上是站在了歷史巨變的肩膀之上,巧妙地捕捉并利用了這場深刻農業變革所衍生的紅利。他的“流云箋”,不僅是工匠們智慧的結晶,更是時代發展、生產要素重組下,水到渠成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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