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改干”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這個燙手又關鍵的任務后，李成鋼立刻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他深知這項工作事關重大，牽動著許多像吳鵬一樣兢兢業業、卻因歷史原因卡在工人身份上的基層民警的前途命運，也考驗著他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能力。

他首先仔細研讀了市局下發的關于第二批“三警改干”的政策文件，吃透了精神，明確了范圍。文件規定，改干主要面向在基層治安、派出所、刑事偵查等一線實戰崗位工作滿一定年限、表現突出的民警（工人身份）。李成鋼嚴格執行這一初始范圍，把機關、后勤等非一線部門的人員先排除在外，確保政策資源向真正辛苦的基層傾斜。

接下來是梳理符合基本條件的人員名單。檔案室里，堆積如山的個人檔案被他一份份調閱、核實。其中遇到一個棘手問題：有些老同志，參加公安工作很早，五十年代甚至更早，那時對文化程度的要求不像現在這么明確，很多人可能只有小學文化，或者壓根沒有正規的畢業證書。而這次改干，原則上要求具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李成鋼沒有機械地“一刀切”。他反復琢磨文件里關于文化程度要求的表述，發現有一些“經組織認定具備相應文化水平”、“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出相應能力”等相對模糊、留有解釋空間的字眼。他結合這些老同志的實際情況：他們雖然沒有一紙文憑，但在多年的公安工作中，處理復雜情況、撰寫簡單報告、學習政策法規都沒問題，實際文化水平完全達到了初中甚至更高。更重要的是，這些老同志是公安隊伍的基石，很多人經驗豐富，在群眾中威望高，只是因為歷史原因被學歷卡住，太不公平。

于是，在整理初步材料時，李成鋼對這些沒有初中畢業證、但實際工作能力強的老同志，在“文化程度”一欄，審慎地標注為“經核查，具備相當于初中文化程度，能適應工作需要”。他特意附上了簡要說明，列舉了該同志平時參與學習、處理公文、匯報工作等情況作為佐證。這既是對政策的靈活把握，也是對歷史、對老同志的負責。

對于像吳鵬這樣的中生代骨干，李成鋼的評價則更加側重實績。在吳鵬的材料里，他詳細列舉了其參與偵破的幾起有影響的案件（如之前的校園敲詐勒索案、協助抓獲“碎尸案嫌疑人”等），強調了其“工作積極主動，勇于擔當；業務技能熟練，能獨立帶領小組完成復雜治安案件查處和突發情況處置；群眾基礎較好，善于做群眾工作”等特點。評價客觀，用事實說話，突出了基層所隊骨干的核心價值。

經過整整一個星期幾乎是不眠不休的梳理、核對、撰寫、修改，李成鋼終于將一份厚達數十頁的《xx分局第二批“三警改干”符合條件人員初步名單及情況說明》連同詳實的附件資料，送到了賴局長的辦公桌上。

賴局長戴上老花鏡，一頁頁仔細翻看。他看到李成鋼嚴格劃定了范圍，看到了對那些老同志文化程度的合情合理認定，看到了對吳鵬等骨干民警工作實績的突出描述，也看到了材料中嚴密的邏輯和扎實的數據支撐。他邊看邊不住地點頭，臉上的神情從嚴肅逐漸變為贊賞。

“成鋼啊，”賴局長放下材料，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梁，語氣帶著明顯的滿意，“這份材料，做得扎實！范圍卡得準，情況摸得清，評價寫得實，問題考慮得也周全。特別是對那些老同志文化程度的處理，既堅持了原則，又體現了組織關懷，很好！這份初步名單和情況說明，為領導小組決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得到賴局的肯定，李成鋼心里也踏實了不少。他知道，自己至少把第一道關把住了，把基層的真實情況和優秀人選客觀地呈現了出來。

隨后，分局黨委召開了專題會議，研究確定最終上報的改干名單。李成鋼作為工作秘書列席，負責記錄和解釋材料。會議經過激烈而審慎的討論，最終敲定的名單，與李成鋼提交的初步名單核心框架相差不大，基層一線那些真正有貢獻、口碑好的老同志和骨干民警，大部分都保住了。這讓李成鋼暗自欣慰，覺得自己一個多星期的心血沒有白費，基層民警的汗水沒有被忽視。-->>

然而，名單最終公布時，還是多了幾個“意料之外”的名字。這幾個人，李成鋼有印象，他們名義上的組織關系掛在某個派出所、治安隊或刑警隊，但常年被借調在機關科室、后勤部門甚至上級單位幫忙，幾乎沒在基層一線干過幾天。他們的名字能出現在最終名單上，顯然不是靠基層實績。

私下里，有小道消息流傳：這幾個人，要么是自己家里頗有門路，通過其他渠道硬生生從上面要來了額外的“機動名額”；要么是市局或區里某些領導打了招呼，分局不得不考慮。賴局長在這個問題上，顯然也承受了壓力，他盡力做到了相對公平——基層民警的“蛋糕”基本沒被動，這些“關系戶”用的是額外爭取來或上面壓下來的名額，算是某種程度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