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平南王尚之信的后果卻更為凄慘。

在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終于出兵西征，進入廣西境內。

就在這個時候，尚之信的藩府護衛和官員們紛紛入京，向康熙呈遞狀紙，控告尚之信的種種罪行。

他們詳細地揭露了尚之信的“跋扈怨望，弗顧剿賊，糜兵餉，擅sharen諸狀”等一系列罪狀。

康熙得知這些情況后，立即命令刑部派遣官員前往廣東，對尚之信的罪行展開秘密調查。

刑部到了廣州，平南王尚可喜的妃子上書：“逆子尚之信怙惡不悛，酗酒肆暴，殺害良善，凌虐官吏，甚至奉命出師，頓兵不進，私回東省，遲誤軍機，不臣之心久萌，謀逆之變可慮，恐禍延宗祀，不禁飲泣寒心，密令都統王國棟等選員擒之，請旨正法！”

不僅如此，廣東都統王國棟、兩廣總督金光祖、廣東巡撫金佛一同上書，揭發尚之信的罪行。

這些官員們詳細列舉了尚之信的種種惡行，包括貪污腐敗、欺壓百姓、結黨營私等等，證據確鑿，令人震驚。

十九年八月，康熙皇帝得知此事后，龍顏大怒，立即下旨將尚之信逮捕，押回廣州，并將其拘禁起來。

尚之信被抓后，他的黨羽們也紛紛落網，其中包括尚之節、尚之璜、尚之瑛等人。

這些人被革去副都統的職務，與李天植等人一同被判處死刑，立即處斬。

三藩之亂結束后，尚之信被押解到京城，接受最終的審判。

康熙皇帝對他的罪行深惡痛絕，決定對他施以極刑——凌遲處死。

這是一種極其殘酷的刑罰，旨在讓罪犯承受最大的痛苦，以儆效尤。

然而，尚氏家族并沒有因為尚之信的罪行而遭到滅族。

這主要是因為尚可喜一生對清朝忠心耿耿，為國家立下了赫赫戰功。

康熙皇帝念及尚可喜的功績，決定對其家族網開一面，僅將尚之信處死，而其他家族成員則得以保全。

康熙皇帝晉封尚之信的次子尚之孝承襲爵位，第七子尚之隆則獲賜田宅，并官至領侍衛內大臣，使得尚氏家族在清朝繼續保持著顯赫的地位。

至于尚可喜生前交代不準入土，要葬在遼東的遺愿，康熙皇帝也予以了特準。

當清軍入城時，他們打開了尚可喜的棺槨，檢查其埋葬規制。

令人驚訝的是，尚可喜的葬禮完全符合大清規定，沒有絲毫超越規制的跡象。

這讓康熙皇帝對尚可喜的忠誠更加深信不疑，于是不僅特準許他埋葬在遼東，還賜予他謚號，追封他為太子太保等頭銜。

康熙二十年，康熙皇帝在朝堂之上對諸位大臣們說道：“尚可喜的功績可謂是蓋過了整個天下，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實。他對國家忠心耿耿，日夜操勞，沒有片刻的安寧。”

這番話語將尚可喜定位為一個“人盡如王，天下安得有事”的楷模。

為了進一步塑造尚可喜的忠臣形象，康熙皇帝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首先，他賜予尚可喜一個“敬”字作為謚號，這是對他一生功績和品德的高度評價。

其次，康熙皇帝下令將尚可喜的遺體歸葬于他的故鄉，讓他能夠葉落歸根。同時，康熙還專門派遣人員守護尚可喜的陵墓，以表達對他的敬重之情。

此外，康熙皇帝對尚可喜的家族也給予了豐厚的賞賜，不僅賜予他們大量的財物和土地，還讓他們在朝廷中擔任重要職務。

最后，康熙皇帝還親自指定了幾位近臣為尚可喜撰寫墓志銘，以銘記他的功績和品德。

相比之下，王輔臣在平定三藩之亂后，就已經意識到康熙皇帝必定會對他進行清算。

尤其是在耿精忠和尚之信被處死之后，王輔臣更加確信自己難逃一死。

當昆明城被攻破時，王輔臣正在軍營之中。

他想起了康熙皇帝曾經賜予他的那把豹尾槍，于是決定用這把槍結束自己的生命。

最終，王輔臣在軍營中用那把豹尾槍zisha身亡。

康熙皇帝得知王輔臣的死訊后，沉默了許久。

他并沒有像對待其他叛亂者那樣對王輔臣的家人進行株連，僅僅是將王輔臣的兒子王吉貞革職而已。

眾人對于王輔臣的死訊感到震驚，同時也對陳圓圓的下落充滿了好奇。

那么，陳圓圓究竟去了哪里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在八九十年代，貴州的一個偏僻小山村突然聲名大噪，這個小山村名為馬家寨。

它坐落在武陵山與苗嶺余脈交錯的地方，四周山巒起伏、河流交錯，仿佛是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

馬家寨的布局十分獨特，整個村寨依照“九宮八卦陣”的原理設計，僅有一個入口和一個出口，形成了一種易守難攻的格局。

這里的地形復雜，山高林密，使得外界很難輕易進入。

值得一提的是，馬家寨所在的地區是苗侗聚居區，漢族村落非常罕見。

然而，令人詫異的是，馬家寨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漢人村寨。

更讓人感到奇怪的是，這個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姓吳，沒有一個人姓馬。

此外，馬家寨還有一個讓人驚嘆的現象，那就是這里的村民們所說的語并非貴州當地的方，而是江蘇高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