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一百年前，也就是清末那段最屈辱的歷史里，像今天這種情況，無需卡爾斯通開口，僅憑他那副高鼻深目的歐羅巴長相，就可以在我們這里享受"洋老爺"才會擁有的治外法權。

那時的蜃城租界，y國巡捕房門前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青島的d國總督府，滿清官員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津門的紫竹林租界，外國商船掛著萬國旗肆無忌憚地走私鴉片。

這些"洋大人"們不僅擁有領事裁判權，更在海關、郵政、鐵路等命脈部門安插外籍顧問，把持著華夏的經濟命脈。

每次列強發動戰爭，都伴隨著精心設計的"文明"借口。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德皇帝威廉二世在出征演講中公然宣稱：

"你們要像匈奴人一樣，讓華夏人記住你們的名字！"

這些穿著筆挺軍裝的侵略者，用最先進的克虜伯大炮轟開燕京城門，卻在紫禁城里用刺刀挑開皇帝的龍袍，用馬鞭抽打守城的太監。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些暴行往往被西方媒體包裝成"文明對野蠻的征服"。

……

如果放在四十年前，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像今天這種情況，卡爾斯通提出異議，馬副主任肯定不會無動于衷。

那時的外企代表處，中方接待人員總要提前三天準備"洋酒洋煙"。

商務談判中，中方代表往往要等外方喝完咖啡才開始發。

就連最簡單的技術交流，也要先安排外賓參觀"樣板車間"。

這種心態在八十年代達到頂峰，上海一家合資企業甚至規定：中國員工必須使用英文名，辦公區禁止說中文。

"國外的月亮比國內圓"，“國外的空氣比國內甜”，這種論調，在八十年代的報刊雜志上屢見不鮮。

《文摘》曾刊登過一篇《中國孩子的七宗罪》，將華夏學生描述為"只會死記硬背的考試機器"。

某知名雜志的封面文章《為什么中國沒有諾貝爾獎》，通篇充斥著"華夏人缺乏創造力"的偏見。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觀點竟被堂而皇之地寫入中小學教材：

《愛迪生救媽媽》杜撰美國科學家用鏡子聚光做手術的情節，卻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記載的腹腔手術避而不談；

《地震中的父子》虛構美國洛杉磯地震中的感人故事，卻對唐山大地震中涌現的英雄事跡只字不提；

《窗前的氣球》描寫蘇聯兒童用氣球傳遞友誼，卻抹去中國孩子用風箏傳遞情報的革命歷史……

1991年，瀘洲老窖在首屆"華夏馳名商標"評選中，以"名酒品質、親民價格"的策略，打破了"洋品牌=高端"的消費認知。

這個看似簡單的商業決策背后，是無數釀酒師對傳統工藝的堅守，是質檢員對每批酒樣的嚴格把關，更是企業面對外資收購誘惑時的堅定拒絕。

1996年，第一輛長征汽車迪爾皮卡下線時，車間里響起的歡呼聲至今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