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崔永浩忐忑地接起電話，聲音都在發抖。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然后傳來董春和低沉、平穩、聽不出任何情緒的聲音：

“剛剛在開會。”

就這五個字，輕描淡寫，卻像幾記耳光，狠狠扇在崔永浩臉上。

沒有問候，沒有安慰——只有這五個字，仿佛在說：你崔永浩的死活，連我開個會都比不上。

崔永浩喉嚨發緊，想說什么，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董春和繼續說，語氣冷靜得像在讀一份文件：

“關于你去療養院的事，我建議你主動向調查組說清楚。”

“可以承認你去過，看望老干部，這是人之常情，組織上不會追究。”

“但‘煽動’、‘指使’、‘策劃’——這些詞，一個字都不能認。”

“頂多，是‘說錯話’，是‘情緒激動時說了些不該說的’，是‘關心則亂，方法不對’。”

“記住，你是去看望，不是去串聯；是安撫，不是去點火。”

“趙勝利那個人，嘴不嚴實，你別指望他。他現在自身難保，為了脫罪，什么都能往外說。”

“你要搶在他前面開口，說得比他更真，更誠懇，更……卑微。”

董春和頓了頓，聲音壓得更低，帶著命令的口吻：

“下午一點前，寫一份書面說明，親自送到羅澤凱的辦公室。態度要誠懇，姿態要放低，要哭，要后悔，要痛心疾首。”

“就說你當時是被老干部的情緒影響，一時沖動，說了些過頭話，事后非常后悔，但礙于面子沒及時澄清，釀成了大錯。”

“把責任攬在自已‘情緒化’、‘政治敏感性不夠’上，絕不能往‘故意使壞’上扯。”

“只要咬死是‘說錯話’，不是‘煽動’，組織上就有余地操作。”

“你是我老婆的哥哥，這點情面，我還能幫你爭取。但你要是再亂來，再發瘋——那就誰也救不了你了。”

最后一句，像冰錐扎進骨頭里。

崔永浩渾身發抖，攥著手機的手指幾乎要把外殼捏碎。

他想哭，想喊，想跪下來求這個高高在上的妹夫再拉他一把——

但他知道，不行。

他只能卑微地、討好地、帶著哭腔地回答：

“是……是！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這就寫！我下午就去羅澤凱辦公室！我一定把姿態放到最低！我一定把責任全攬到自已身上！我……我錯了！我真的錯了！”

他語無倫次，聲音哽咽，像個被嚇破了膽的孩子。

電話那頭，董春和沉默了幾秒鐘。

然后，只傳來一聲很輕的、幾乎聽不見的嘆氣。

“其實，簡州縣改成示范區的事，我昨天就知道了，但我不能告訴你，怕你把事情搞得更糟。”董春和突然語氣沉重起來。

“小崔，你這個人愛出風頭，太浮夸，做事不夠穩妥，以后得改改了。”董春和語重心長的說。

“我知道，我知道。”崔永浩連連答應，“那我以后的工作怎么安排？”

“聽從安排吧。”董春和不再多說，掛斷了電話。

電話掛斷后的忙音在空蕩蕩的客廳里顯得特別刺耳。

崔永浩保持著接電話的姿勢，僵在原地，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