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各方做何打算，該來的還是來了。

最后一屆科舉，李承乾照章辦事，并且正式對他們宣布了沒有被錄取的，可以來年繼續考公，也可以去各地‘支教’。

從下一屆開始，就不再進行殿試，而是改為考公。

各地能考入長安的，就可以開始考公。

考公會根據各部的需求，可能會一年考兩次，也可能為一年考一次。

考公成了，也不一定能夠就留在長安。

就像工部農業院的，他們天南地北各處都去，就是為了研究植物的生長習性，以及尋找各種植物進行雜交或者嫁接，進行種種嘗試。

不管窮山惡水，還是炎熱或者寒冷的地方，一待就是一年兩年三年。

當然，如果想要當官，也可以先考入吏部，緊跟著從雜事做起，什么時候合格了，下放出去了，才可以從地方官員做起。

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如果表現好，或者跟對了人，下放出去的就高，反過來就低。

李承乾不是不知道，如此會滋生官官相護和腐敗。

但是沒辦法，什么東西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因此，他早早的就定下了無限追責制。

要官官相護，要腐敗，只管干。

就算你自己在位的時候，一輩子不出事，也會追究到你子孫后代頭上。

不怕子孫后代因此而滅，你就只管干。

這種本質為連坐的無限追責制，在這個時代卻沒有人能夠反對，或者提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