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昕主任與龔仲二人坐好后，并沒有立即開始實質性的談話，而只是禮節性地客套著，說一些不著邊際的事情。現在他們雙方雖說都不知道對方要說的是什么，但有一點是可能肯定的，那就是這次談話的內容不是一般的正常工作，而是有些特殊與敏感，這一點從他們彼此的表情與所坐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來。因此，雖說他們事先都做好了思想準備，但真正面對時卻都顯得非常慎重，并沒有急于進入實質性議題。

此時此刻，龔仲心里思考的是如何開口，既將自己的來意以適當的方式表達出來，又能讓董昕主任理解，不為此嫉恨自己。畢竟董昕主任是他的直接領導，從某種程度上說，得罪領導就是自己與自己過不去，更何況他還處于非常時期，“黑山事件”還沒有最后了結，能夠不得罪領導還是不要得罪的好。龔仲雖說來之前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想好了怎么開口，但現在真正面對董昕主任時，他的心里還是沒有多少底氣。

當然不能因此懷疑龔仲的人品，畢竟龔仲只是一個小小的科長，這種當面撮領導屁股的事，其中的難度與微妙是可想而知的。相信任何人面對這種情況，都會有龔仲的這種心理，甚至比龔仲更過份。不過，敢于象龔仲這樣直面領導，當著領導的面打領導一巴掌的人，在機關里是很難遇上的。當然這并不是龔仲的智商有問題，也不是龔仲如何強勢。這只是一個財務工作者，在面對那些嚴重違反財經紀律行為時，是如何忠于自己的職業操守的問題。

在龔仲內心琢磨著這些問題時，董昕主任也沒有閑下來，他內心也在琢磨著，怎么為龔仲這個呆板頭腦好好洗洗腦，讓他明白在機關里工作，哪些事該管，哪些事不應該管；哪些工作是應該關注的，哪些工作是不能關注的。董昕主任對于財務人員，歷來就沒有什么好印象。他認為財務人員呆板，喜歡斤斤計較，不知道權衡變通，常常打著什么制度規定的幌子，與別人過不去。

董昕主任對財務人員的這種極端印象，是從他參加工作后第一次因為交流干部補貼問題，與當時的財務人員發生爭執而形成的，而且幾十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那時董昕剛剛大學畢業參加，被單位派到下面去鍛煉。按江南局當時的管理規定，交流干部每天有十元錢的補貼。但文件中卻沒有明確規定，這補貼是工作補貼還是生活補貼。也沒有明確規定這“每天”是按自然天數計算，還是只按工作天數計算，而將非工作時間如周末、節假日等天數剔除。

而董昕剛好又是一個很計較小錢的人，正好當時他交流去的那單位的會計，也確實有些呆板，死腦筋一個，不會轉彎變通。試想一想，這樣二種性格的人絞在一起，加上那個交流干部補貼規定本身就有的漏洞，他們想不發生沖突都不可能了。果然不出所料，董昕第一次到財務上領取交流干部補貼時，就與那位會計發生了嚴重的沖突，最后直到反映到江南局，在龔仲的協調下才把這個問題解決。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會計在審核董昕補貼天數時，認為那是工作補貼，只有工作時間有，非工作時間要剔除；另外，如果期間享受了出差補貼，由于出差補貼中包含了按天數計算的生活補貼，那位會計認為也應該剔除，不然就重復享受了。而董昕卻堅決地認為，交流干部補貼，應該按交流天數計算，沒有哪個制度規定有什么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之分；另外交流補貼與出差補貼是兩回事，完全不搭邊，堅決不能剔除。

董昕與那位會計就這樣爭執起來。由于雙方都有個性，都堅持自己的觀點，都互不讓步，就連那單位的領導出面做工作也不行。結果實在沒有辦法，只得求助于江南局財務處。當時龔仲在財務處負責內部審計，下面有什么疑難問題，一般都先咨詢他。龔仲接到電話后，開始感覺有些好笑，雖說沒有制度明確規定，但這是小問題，說白了就是幾十元錢的問題，雙方好好溝通一下就行了，根本沒有必要這樣爭執，也不涉及到什么制度規定。

但董昕與那位會計都不接受龔仲的這種勸說，硬是要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一定要搞個對錯出來。龔仲沒有辦法，只得去人事處請求支持。因人事處是負責交流干部管理的，交流干部的待遇問題，就是由人事處給政策，財務上負責落實。當時人事處長就是現在的伍鋼副局長。他聽了龔仲的匯報后，咨詢了一些財務上的政策法規后，對龔仲問道：“龔科長，你是財務方面的專家，你認為應該怎么處理這個問題好？”

龔仲回答道：“伍處，每天十元錢的交流干部補貼，對單位來說是小錢，但對個人來說卻不一樣。這不但是生活上的補貼，更是組織上的一種關懷。再說交流干部離開自己的家，到下面去工作也不容易，要面臨很多困難。他們相對于組織而，是弱勢群體，我們的政策應該偏向于弱勢群體。我個人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統一規定，交流干部補貼，一律按自然天數計算，一個月多少天就補貼多少天，不考慮其他任何情況。這樣操作起來最簡單明了，也不會引起任何矛盾。”